家庭与社会结构被异化了，那么在此基础上推行的产业化、市场化、资本化变革也会被异化。它建立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并持续两代人的社会基础上。
由于养育子女数量的减少，短期内能持续释放出大量的人口参与社会劳动。
从生产繁荣到市场繁荣，随之而来的市场化浪潮中，大量零散的小型企业被淘汰或吞并，进入资本集中阶段。人口也进一步向县城集中，大量农民走出乡村到城市中打工。
这个趋势一旦开始，就呈现出不可逆的特征。
有的人走得更远，因为沿海资源投入最大的地区经济发展也最快，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起初时他们就像候鸟一样来回，根基还在家乡。
不少人打工攒了钱，就返回村庄盖漂亮的楼房，成了邻里攀比的方式。但是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已扎根的远方城市定居。
真正能在远方的繁华都市中站稳脚跟的，基本都是社会竞争能力最强的那一批人，最终不得不返回家乡的，大多是这第一拨社会竞争中的淘汰者。
到了新世纪之后，这一进程陡然加速。假如只从局部来看，人口从乡村到县城，再从县城流动到区域中心城市，比如地级市。
随着工业化的成熟，确实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农业人口。但随着市场化的疯狂推进，以及庞大的利益驱动，房地产业开始爆发。
每个城市的新城区都在极速扩张，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很多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
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集中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也改变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身份和处境。
但是任何单向模式的扩张都是有顶点的，城市化的人口聚集，所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也是有拐点的，超过一定规模，反而会导致消耗加剧、资源浪费。
起初是县城的人口开始流失，中心城区不断吸收周边县城的人口与资源。从近十年前开始，就连很多城市本身的人口和资本也开始流失了，流向更发达的一、二线城市。
梅野石出生的村庄，今天已十分凋敝，除了老人就是孩子。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或者在县里与市里买房定居。留下的老人和孩子，只因为他们的儿女或父母尚没有能力将其接走。
这样的村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是另一个课题。
芜城市也进入了失血阶段，人才和资本不断离开，在完全市场竞争的状态下，当地的很多生产企业倒闭消亡。
生产的转移，就意味着工作机会的转移，就业人口也必然跟着转移，服务业也会萎缩。
在人口增长过程中不断的外溢，与人口达到顶点后不断的外流，是两种状态。房地产业是这个过程中最后一拨挣扎，吸走了大量家庭几十年来的积累财富。
这渐渐成了一种零和游戏，乡村成了县城的对手，县城成了市区的对手，边缘城市成了中心城市的对手……甚至省份之间也发展成互为对手的关系。
在完全自由化市场的背景下，以资本意志为主导，必然要求资本、劳动力、各类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
东国很大，所以还能有多个中心与副中心并存。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同在东洲的棒丽国，其首都标城已聚集了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近乎一半的经济资源。
城市之间的问题，仍在同一国家范围内，好歹还有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调节，多少能缓冲发展失衡的问题。
但推广到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呈现出这种趋势，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可就是净损失了，几乎没有回血的可能。
几里国在如今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那绝对是垫底的。所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华真行一定要提前考虑到这些问题。
梅野石当年就读的高中，是芜城最好的高中。他后来读的也是东国最好的科技大学，在那个年代不亚于春华与平京，如今也仍然是东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
时至今日，梅野石当年的高中同学仍留在芜城的已经不多，大多是政府部门的官员，银行、医院、学校的领导，地产商等。
还有一些人也曾回到芜城工作或创业，一度干得还不错，但后来几乎又都走了。干得不错的人将企业迁到了更好的地，创业失败者则去别处寻找机会。
至于梅野石当年的大学同学，仍留在国内的也不多了。要考虑到梅野石所处的年代、他的那批大学同学，也是当时东国最顶尖的智力精英。
很多人都说，提高教育水平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但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个悖论。
边缘地区的基础教育办得越好，人才流失就越严重，社会与家庭教育投入越大，当地失血就越迅速。
因为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人的能力素质本身就相当于财富的凝结，孩子们长大后的竞争力越强，离开当地的比例就越大。
那么梅野石为什么会回来，并一直留在芜城？并非因为昆仑盟主的身份，他还代表了芜城梅氏的传承。
东国隋末时期，芜城义士梅知岩举兵起事，梅知岩之子梅孝朗归唐封伯。梅孝朗之子梅振衣，就是正一祖师。
梅野石曾一度将“昆仑盟联络中心”设在淝水，那里是他读大学的地方，后来才迁回了芜城知味楼。由此可见，人们在选择就业和定居地时，大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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