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公司的工地分布在郊外很多片地方，他们雇佣的工人平日吃住都在工地上。工人们理论上每个星期可以回家一天，但大部分人都不会回去，因为来回的路程很远。
有的人领了工资的去处就是赌场和妓院，有些人也会回家，往往只是来一趟就走，给家人留点钱或买来的东西。他们中很多人对家的概念，其实更接近于亲缘家族。
如今赌场和妓院没有了，控制他们的黑帮也消失了，很多人干脆暂时就不回家了，一时之间好似不知道该怎么过正常的生活。
这也给新联盟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因为各社区的工作组想接触这些工人，时间非常有限，可能每周或者每月才有那么一次机会，效果也大打折扣。
这和欢想实业的情况不一样，欢想实业的工人队伍，就是在新联盟成员的基础上组建的，从一开始起就定期参加夜校学习，其中很多骨干后来还成了夜校补习班的新教员。
可是想把瓦歌矿业的工人组织起来，新联盟就得把工作组派到各个工地去，但那里是瓦歌矿业的内部场所，这家海外资本投资的工矿集团也许并不欢迎，也有诸如生产安全、工地管理等正当理由拒绝。
假如新联盟强行这么做，说不定会引起事态激化……司马值刚刚担任工作组组长，目前还处于调研阶段，虽然设想了各种方案，但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
华真行又问道：“司马组长，你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吗？”
司马值回答：“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可行的方案，就是由瓦歌市官方出面，组建一个劳务派遣公司，让那些工人都成为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再派遣到瓦歌矿业工作。
这样他们的工作待遇、工作环境、工作条件，都可以通过这个劳务派遣公司与瓦歌矿业谈判，就等于将他们全部重新组织起来了。”
他这个方案，其实就等于用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取代了原先所有的黑帮，然后统一向瓦歌矿业派遣员工，还可以就福利待遇等事务和瓦歌矿业统一谈判。
这个主意听上去似乎挺不错的，不料石双成却连连摇头道：“我很讨厌这种劳务派遣制，简直就是给强势的大资本量身定制的服务套餐，怎么能压缩劳工待遇、逃避社会责任就怎么来！难道新联盟从一开始起就要搞这个吗？”
司马值纳闷道：“劳务派遣，不是很常见吗？世界各地包括东国，都有这种制度啊！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实施，我看也没什么不好的。如今瓦歌矿业情况特殊，我们就先退一步，这么做恰好能解决问题。”
石双成反问道：“很常见的、世界各国都在做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吗？用这种方式为瓦歌矿业贴心服务，就符合你们新联盟的宗旨吗？
刚才吃饭的时候，几位老前辈说了什么？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原则是从一开始起就要坚守的？”
接下来的讨论，几乎都成了石双成一个人的观点输出，而华真行等人都尽量没插话。石双成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不少了解，也更有看法。会议室里有黑板，她还站起身在黑板上边写边说。
劳务派遣制确实很常见，形式也有很多种，非专业人士几乎无法彻底说明白。但不论搞出什么花样，石双成所厌恶的那种劳务派遣制，其内核都是一致的，就是以名义上的劳务关系取代实质上的劳动关系。
比如某个人为A公司工作、在A公司上班，但从劳动关系上来讲他却不是A公司的员工，而是以B公司的名义派到A公司来的。
这个人是跟B公司签订的劳动协议或雇佣约定，然后B公司与A公司签订劳务输出协议，组织一批劳动力到A公司工作或者为A公司提供服务。
该人的薪水，可以由A公司直接支付，A公司同时支付一笔服务费给B公司；也可以由B公司代领，抽取一笔服务费后再发给该人。
现代法学界人士，将雇佣关系划分为很多种形式，并非所有的派遣工作都是劳务派遣。石双成所反感的劳务派遣制度，只有一条衡量标准，是否以劳务输出的形式取代了事实上的劳动雇佣关系？
具体的原则：该人就是为该公司工作，从事的就是该公司生产经营体系内的劳动岗位，而这个劳动岗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征。
并不是说这个人的工作是长期的、稳定的，而是说不论换多少个人来干这个活，该公司的这个岗位都是长期而稳定的。
举个例子，比如某个从事点对点物流运送的大型集团公司，需要雇佣大量的物流人员，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是物流人员流动性大、工作条件艰苦，工作环境危险，容易发生各种意外，也容易发生各种客户纠纷，正规聘用与管理经营的成本比较高。
于是有人就想了一个办法，该公司不直接雇佣这些物流人员，而是通过很多劳务派遣公司雇佣员工，然后让他们从事这份工作。
这些物流人员不是该公司的正式员工，劳动保险的购置、工伤事故的抚恤、纠纷损失的处理，都由那些劳务派遣公司负责，辞退轮换起来也很方便。
更有甚者，有的资本集团会通过复杂的股权投资，自己设立一系列的劳务派遣公司，然后招募并培训人员派遣到自家的公司里，从事员工岗位工作。
也就是说他们不直接雇佣本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而是暗地里自己倒了一遍手，免去了很多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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