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十年之后就将迎来末日，绝大部分接受主题模拟生活和问卷调查的普通人均表示那是十年之后的事，自己要考虑，但目前并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全部，必须解决眼前的信用卡账单，然后等有点余钱了，就要赶紧多囤点枪弹，然后到农村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呆着。
如果是单身汉，最后可能会再加上等事情真要发生了，就疯狂一把之类的念头。
如果是中产阶级，则会尝试维持住自己的生意和事业，依然要囤积枪支弹药，并会尝试组建自己的团队。
如果是上流社会的大商人，则又会在中产阶级所做的准备基础之上，尝试更多的合纵连横，以及赶紧掏钱资助马斯克尽快完成太空旅行的研究探索。
有机会的话，必须要搞一张船票。
当这个问题换到百年之后时，人们的反馈变了。
无资产者倾向于直接什么都不考虑，那都是自己死后的事情了，哪管得了那么多，该干嘛干嘛。
中产阶级大约会再增加一条，就是不留后人，免得后人受苦，至于自己，尽量在死的时候刚好把钱花完。
大资产阶级则依然是赞助太空项目，并对未来保持热情。
再把问题换成千年之后。
绝大部分人的回答都很直白。
一千年？那是什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骨灰都见不到那一天。
光是应付眼前的账单、工作、生意都够让我焦头烂额了，我会管一千年以后的事？
疯了吗？
陈锋对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
这才是正常人的思维模式。
他自己前面两次穿越到千年之后时，想法与这个也差不多。
光是在现实里活着就已经够累了，哪有空去管死后的洪水滔天。
但台上那位学者又列举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各个阶层对十年末日时的看法均差不多，但百年和千年时，有一部分人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之处。
这部分人表示自己要更努力，想办法创造出更多价值，尝试做奋力一搏。
讲这种话的人数量不多，但依然可以再找出不少区别。
比如一些大商人和政客，这些人会把话讲得很漂亮，但却漂亮到透露出浓烈的虚伪，其本质意图是通过自我包装而获得眼前可见的利益，比如金钱与名声。
还有一部分人的回答则比较又建设性，立刻开始开动脑筋并不断追问这“末日”将会以何种形态降临，如何规避，如何与之对抗。
这部分人大多是学者，并且还得是很成功的学者。
那位登台演讲的大佬最终如此总结道：“我用了五年来完成这个社会实验，结果不算乐观。我认为，当危机很远时，只有衣食无忧，并且具备相当程度知识水平，以及极为崇高的个人道德品质的人，才可能考虑相对虚无缥缈的责任感。”
“但当危机迫在眉睫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迅速陷入末日恐惧，我们将看到社会秩序的崩坏，街道上会充满枪声与火焰，抢劫将变成一份工作，同类的生命将得不到尊重。可能在真正的末日降临之前，我们的人口已经得下降至少一半。”
这位学者的看法很悲观。
多次见识过末日场景的陈锋却并未反驳他。
首先这位学者假定的末日其实就不存在。
按照他的描述，这首先是一种不可抵抗的末日。
但陈锋在未来看到的事实证明，当科技足够发达，人人都能衣食无忧，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人们都不需要通过相互掠夺就能获得足够优渥的物质条件后，只要有足够时间完成心理建设，哪怕面对的是不可抵抗且时间预知的末日，人类也还是会硬着头皮想试试，俗称不到黄河心不死。
另外，这位来自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还犯了另一个错误。
他的实验地点与问卷调查地点均局限在欧洲与北美，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人为英语母语系人口。
这位学者忽略了占据全球总人口五分之一的汉语人口。
所以他看似极具参考意义的大型社会实验其实也偏颇了。
陈锋很直觉性的认为，把同样的问题拿去问汉语母语的人，可能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一个人的三观养成与其从小到大接触到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高度相关，与其母语种类也会有极大关系。
人类的思考需要建立在语言媒介之上。
人心中的道理与哲学并非虚无的概念，同样应该是一条又一条建立在不同语言结构上的自我总结的理论。
这些理论构成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并将决定他面对每个选择时展开思考并做出决策的方向。
不同母语的人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很容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汉语和其他语系在发音、文字格局、语句表达方式、逻辑结构、情感展现等多方面呈现出较大区别。
汉语是一种偏向于准确表达的快速语言，比较具体。
英语是一种偏向于引申暗喻的慢速语言，比较抽象。
讲汉语的人容易单纯的着眼于现在，这显得实际。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容易着眼于未来，知识面足够广，具备高情操的英语母语者容易着眼于未来。所以欧美这边的学者在面对“末日问题”时，表现没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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