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锋自认为自己没资格指责别人，因为本就是他留下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绝对控制。
救世的思维模式源自他本人，看似民主，实则又容不得其他声音。
比如安乐计划这个看起来很美丽的东西，表面看起来是完成了物种的升华，但却抹除了最有可能拥有不同意识的基因。
社会分层应该是无数个人自主选择自然导致的结果，执政者不应该从地域和制度上如此强势的划定界限。
假如不采用安乐计划，或许科技进程会稍微慢一点点，但在决定是否离开太阳系时，或许一部分安乐者留下的基因承载者，又能通过劝告和以身作则带走更多人呢？
那又创造了另一种新的可能。
某个阶段的错误，在另一个新的阶段，却又变成了正确。
这就是文明与历史有趣的地方了，凡事辨证，流淌不休。
固化，就等于失败。
这些，谢尔盖在晚年时都曾意识到了。
这让谢尔盖很痛苦。
他无比崇拜陈锋，甚至不想在心中质疑陈锋。
所以谢尔盖只是自己一个人做了决定，在临死前宣誓退出救世，权当作发泄最后的不满。
但从始至终，他没指责过陈锋一句。
谢尔盖明知道自己的质疑依然是茧房中的质疑，终究也不肯亲自打碎茧房的控制。
谢尔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指责陈锋，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人，也都没有资格。
只有陈锋本人，在看到这个结局时才有资格忏悔。
这是谢尔盖的最高信仰。
陈锋长叹一声，感慨着，“果然，我明明早就想到了。绝对控制的结果，就是崩坏。这明明是我最初的观念，怎么就……自己悄悄的给忘了呢？”
依靠隐性的强权去强制掌控一切，包括人的意识形态，看似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捷径，也几乎获得了快速进步的表象。
但进步归进步，文明却在无形中变得脆弱，社会结构只是看似牢固，其实已然陷入危险境地。
当制度的本质出了问题，那么文明便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容错率变低了。
意识形态，这简简单单四个字，却从来就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核心。
原始社会有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譬如善捕猎者受尊崇。
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譬如君权神授，皇恩浩荡。
资本社会与共产社会，同样有其不同的意识形态。
它不可捉摸，无处不在，从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每一步抉择。
它是文明意识的集合体，可被某一部分人引领，但不应该也不能被绝对的控制。
它终究应该是生产力和人类物种自然进化后用群体意识更主动做出的相对合理选择。
如果说引领文明前行的时代领袖与历史伟人掌握着航船的方向盘，意识形态却根本就是航船通行的河道。
不排除有某一部分人，或者某种制度做出不合理选择，把航道修歪了的可能性。
这种制度就必将被淘汰，就如长江黄河在历史中曾多次改道。
航道曾经错过，可航道错误并不会影响大气层中的水循环。
只要地球上还有大气层，还有雨雪霜降，长江黄河总会流入大海。
救世的问题就在于，在陈锋本人尚未摸到真正完美的制度时，救世继承者们就先将他在心中神化，再贸然的以为他已经懂了，把他留下的一切当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进而变成了枷锁。
这枷锁无处不在。
用制度控制时间的确能取得极具迷惑性的快速进步，但缺点也不能忽视。
这次陈锋付出的代价沉重，但经验教训上的收获倒也丰富。
错了就认，以后改进。
他决定下次尽量找到比较折中的办法，不再无知的尝试强行控制一切。
他现在就已经产生了比较全面的想法。
他的方向依然不会变，坚持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和核心要素，以文艺为辅。
但在科技发展上，他会用更灵活的方式将知识藏匿在机关中，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采用触发的方式逐渐抛出。
只让自己和救世充当一个等待被人不断发掘的知识宝库，不再让救世强势的控制任何人。
另外，在科技的层面上，一些阶段性的东西可以先收一收，放一放，只完成初步的实验结论即可，未必要大面积的制造。
某些阶段性的科技改变，未必有被全面普及的价值。
譬如初代奋进者。
在2351至2367年这十六年间，人类一共发送了十一艘初代奋进者，送出去三十三万人，看起来还不错。
但不能否认这十一艘初代奋进者消耗了大量本可以用来培育第一代戴森膜的生产力与科研力量。
陈锋希望人类当初只是研发并进行技术验证，却不耗费人力物力制造初代奋进者，而是将当时尚且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入到戴森膜计划中。
甚至连第二代奋进号也不制造，那么第三代戴森膜便有机会在2390年前完成。
第一次投产的，就是能容纳三十万人的第三代奋进者。
那么从2390年到2401年的这十一年间，第三代奋进者完全可以弥补前面几十年厚积薄发暂且放缓的殖民脚步，让领导层抉择文明是否整体迁移的时间线再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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