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时间里我一边苦读原版的《Economist》和《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一边狂考GRE。表哥拍了胸脯保证搞到推荐信推荐我去哥伦比亚读金融，系里上上下下都是他的老关系。
然而毕业那年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的年级主任拿着我那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隔着厚如瓶底的眼镜看了我半天，看得我心里发毛，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江洋，你有没有考虑过应征入伍？”
我不假思索地说没考虑过，援藏听起来更好一点，我一直特想去八角街。
年级主任不说话，抽出我录取前签的一份附加文件的副本递给我，说：“你的专业有保密限制，未获中央军委特别批准，不能出国，而且只能在军队内部服从分配。”
我茫然地打开我亲手签名的文件，意识到自己早在四年前就已经上了贼船。北大竟然有一个由中央军委直接负责的保密专业。
直到我以预备役的身份加入解放军空间战略部队的泡防御战略指挥部，我才发现我根本就是上了一个绝大的当。其实这个所谓的模型精算班，它所有课程设置的核心目标都是培养平衡防御泡的技术员。我诧异地发现原来上课时候老师强调的考试重点划下的提纲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一个大泡泡，怎么计算它表面的能量密度，怎么维持它的平衡。
当时这种巨大的泡状防御还未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展开，可是各国都在为它培养技术人员。
我最想埋怨的那个表哥没有机会再听到我的怨言了，他跟着纽约一起陆沉了。战争开始之前他刚刚在华尔街得到自己的一间独立办公室，站在落地窗前挺胸腆肚地拍了一张照片传给我，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着。
地铁震动了一下，灯黑了一瞬重又亮了起来，我回过神来。
抓了抓头，我写了一条短信发了出去：“我现在去浦东机场，过花木，要不要我给你带点花？”
液晶电视的画面忽然切换了，市政府的发言人神情严肃：“现在插播一条新闻，市政府发布紧急通知：从今天下午2时整至4时整，南浦大桥短暂关闭，仅供特许车辆通行，请计划途径南浦大桥的驾驶者绕行。”
地铁播音跟着响起来：“各位乘客，各位乘客，本次地铁将在人民广场站停止运行，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地铁立即开始减速，我脑袋里嗡地一声：屋漏偏逢连天雨，梁康三点五十分就要进检疫口，这下子赶不上了。车一停，我猫着腰往外冲，以往最热闹的人民广场站上空荡荡地看不见什么人影，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检票口，脚步声回荡着仿佛在背后追赶我。
我从来福士广场的出口钻出来，外面的光线已经恢复了不少。那阵尘埃云的面积并不大，移动速度也很快，现在已经过去了，剩下的是因为细微尘埃而凝聚形成的雨云。尘埃云到来的时候像是黑夜，现在只是阴天。
整条人民大道上每隔10米左右就有一个披着制式风衣的宪兵，他们腋下夹着微型冲锋枪，军用卡车车队正在缓慢地经过。看来这就是“特许车辆”，30吨的平板卡车，不知道是什么重型装备。
“同志！”我跟最近的宪兵行了一个军礼，“我有紧急任务需要过江，怎么最快？”
宪兵上下看了看我：“桥和隧道都封闭了，过江走摆渡。”
摆渡？
总之不是抱怨的时候，我气喘吁吁地跑到黄浦江边，一条紧急通道直通水面。我奔过去看了一眼，七八艘平底小驳船停在那里，船头上挂了“征用”的军绿色牌子。
我跳上其中一条，像是古代侠客被追得走投无路那样大喊：“快点！快点！我要过江！”
“船被部队征用了，证件拿出来看看。”
我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我的证件晃了一下：“快点！有任务。”
“你这是预备役军官证。”摆渡的大爷很固执。
“夹生饭还是饭呢！”我说，“开船！”
狐假虎威起了作用。驳船上的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我这条船上的大爷似乎是领头的，挥了挥手：“你们几个在这里等着，我送他过去。”
驳船走得极慢，大爷打着舵，我坐在船头。
这还是我来上海后第一次漂在这条有名的江上，在这里前看是尖刺一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后看是和平饭店那帝国主义味道十足的大厦，都距离我很远，江面显得很开阔。上海这里不比我上学的北京，高楼太多，很少看见这样大片的天空，这时忽然有种漂泊的感觉。
船震了一下，忽然我觉得速度和风向都变了。我跳起来仔细看了一下船头水流的方向，确认没错，这船忽然向着左手漂移过去，整个江面上的流水都在加速往那边流动。
我往那个方向看去，吃了一惊。平静的水面上忽然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距离我们大约三百米。像是水下打开了一个空洞，所有的水都向着那边流动然后倾泻进去，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进而有形成旋涡的趋势。
“我靠！怎么回事？”
“是上海主炮吧？没事儿，一会儿它炮口闸门关了，我们就好走船了。”大爷大大咧咧的，似乎并不怎么在意。我看他关了发动机，也不管舵了，在旁边一个蓝色的背包里摸着，一会儿居然摸出一个盒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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