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赵玖哪里给他辩驳的机会，道：“建炎元年，韩世忠刚刚收编了一批贼寇为官兵，这在当年是常有的事，可他竟然没管理好，以至于前军射杀朝廷的御史，惊得行在众人以为韩世忠反了，让朕赶紧跑。中间的事大家都知道，可韩世忠亲自了解了那名前军统领和几个心腹后，却能告诉朕前军两千多人若是一起杀了会出大乱子的，万万不能如此。这就是你们口中五毒俱全的韩世忠，那时就能有如此见识。”
“若说那时还是情势特殊，建炎七年，张俊部右军统制张宗颜无诏过大河与金人交手，结果当面大败损兵折将。也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也都记得的‘三大案’了之一，张俊当时就跟朕说，张宗颜此举他也很愤怒，但是战死的士卒都是听命而行。军队要是不能令行禁止，那还能称之为军队吗？所以即使有罪，最也在将官而不士卒。”
话都说到这里了，谁还不明白官家这就是拿曲端当个筏子，表达自己的意思，要是别人曲端早开嘲讽模式了，但面对着官家，他只好捏着鼻子认了，道：“是，秦王和齐王见识高远。臣也以为，战死的义军若不能正常抚恤，那么对于军队战斗力不利，只是这话马总管不敢说，所以臣只好代劳了。”
马扩才是真正的最大责任人，眼下哪有心思计较这位同僚的能文能武，只好叩首，谢过了官家恩典。
唉，敌后辛苦多年，等到太行义军算是正式归队了，他主官必须要为太行义军争取足够多的待遇，为此小心做人，根本不敢得罪任何人。可没想到还是这个结果。
若不是官家仁慈，他马扩连着这五千多人一起被打成叛逆，真是一点也不冤枉。
但即使官家仁慈，中枢那边也不会放过的，这已经是原则问题了。
只是可惜，当年为抗金与家小分离十几年，好不容易团聚，荣华富贵没享过，却又要跟着他受苦了。
他想的一点也不错。
赵官家这个年过的很忙，比他更忙的就是整天负责搬运奏折的冯益和李秀之。没错，这次“长安附近义军吓跑官家”事件太过骇人听闻，在最短的时间内发酵，引发了整个大宋的震动，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反应最快的当然是离得最近的韩王吴玠，他本人仅带了数名亲卫过来问圣躬安，看着赵玖真没事差点没哭出来，但他也在请罪之后正式弹劾刘子羽管理不当，马扩失职。
他这还算厚道的，就在陕北本地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人又圆滑，没看清官家真正的意思前也不好把人得罪死了。
东京那边可就没那么温柔了，按说最先开炮的应该是御史中丞，他组织言官对刘子羽、马扩等人进行弹劾，这些人按照规矩就必须在家里写奏疏辩解，刑部大理寺参与调差，如果没有大的翻转，皇帝就可以根据心意处置——只要不太离谱。
但上任不足三个月的范宗尹范中丞不知道是不是业务还不熟练，吕公相都听说之后直接后仰晕倒一整天了，醒来后指挥着儿子的请安奏疏都写好了，他居然还没有发动起来。
几名侍御史联袂来讨个说法也被这宪台给哄回去了，我的天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居然这样躺平模式，是一个言官头子该干的事吗？年轻人火气大啊，胡寅的三弟，年仅二十七岁的御史胡宁直接把自己不作为的顶头上司参奏了。
这下，写折子自辩的成了范宗尹。
倒是如此严重的军事问题，各大帅臣都有了反应，韩世忠、张俊、王德毫不避讳喊打喊杀，李彦仙在坚持立场的同时也不免请罪，他给推荐的都是什么人啊！岳飞倒是关注皇帝安危之后，也在密札中隐晦提出关西不能乱进而整个河东、大同、宁夏甚至巴蜀一起乱。
这个时候，再不拿出点东西来简直显得东京两府和那个姓范的废物一样了，腊月三十，天气阴阴沉沉的，将要下雪却未下雪，一向避嫌的首相赵鼎忽然请各位同僚下衙后去府上喝点新得的汾酒，邀请的不仅是理论上自己这一派的吏部尚书陈公辅、礼部尚书李经和副相刘汲以及开分府尹阎孝忠，还有包括木党成员的张浚、兵部尚书权邦彦和户部尚书林景默。
随着年末各种政治活动的增多，以及大量的政治议题被提到了日程上，都省相公赵鼎和枢密使张浚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起来，唯独两人还记得教训克制许多。但这不是在这档口，除了要命的义军攻击御驾事件吗？
终于来了！
小林尚书看着枢密使张浚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自己也紧随其后。
谁也不是傻子，范宗尹除非是不想干了，否则这么敷衍，必然是受了指示，那么谁能指挥得动一个半相之尊的人呢？当然是远在千里外不肯回京的官家！
都是随驾十多年的老人了，谁还看不出官家的一些倾向。他们这些人，既是官家的心腹，又是朝廷的重臣，两者一致又不一致，端看官家怎么选择。
但无论如何，东京中枢这边都要有反应了，难道还等着胡寅带领燕京官员参奏后照本宣科？于是，下午时分，赵鼎一边整理心神，一边照例去先去宣德楼对面的旧尚书省看着中低层官员却又普遍性领了新年赏赐，以度年节。
张浚则是按照往年惯例，又亲自带着一些物资，让人驱骡车往太学而来，准备慰问少数家贫不得返家的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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