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益就很不解，“赶时间还不联系我？”
“可能在忙别的，一时没顾上。”任时皖也不是很清楚怎么会不联系她，不过，“对你来说不联系是好事吧，难道你想专职做这个吗？还是你最近闲到对拍电影都有兴趣了？”
对拍电影一毛钱兴趣都没有的郑谦益倒是很赞同不联系是好事，这不是怕，“你知道如今所有人都当我是记者，大众差不多都忘了我是律师出身吧？那帮人要是也忘了我还有个律师的身份，等结尾款的时候找理由扣我钱，我是告他们呢，还是告他们呢？”
“你那两句话说得有什么意义，直接说他们要是敢扣你钱，你肯定告得他们倾家荡产不就行了么。”任时皖鄙视她，抠门就抠门还装什么，“你打电话给我该不会是为了提前告诉我，到时候你们要是真打官司，我这个牵头人会被牵连，让我准备一下？”
郑谦益一听就乐了，“亲故-智商渐长啊——”
“滚！”任时皖让她闭嘴吧，听了就生气，该说还是得说的，“你放心，不管他们是找你还是不找你，等项目结束结尾款的时候就算全组被拖工资，你的尾款制作组也会一分不少的给你。
你当郑谦益这个名号是什么好欺负的路人甲，剧本顾问的合约金才多少，得多想不开的制作团队才会贪你这点钱。”
这话说得郑谦益还不高兴呢，“这点钱怎么了，看不起这点钱啊，你有钱了不起啊！”
换了别人任时皖可能还会谦虚谦虚，碰上她，土豪能直接说，“有钱就是了不起-河豚的钱呢！你什么时候给我！”
“啊..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挂了挂了。”
迅速挂断电话的郑谦益更迅速的把什么剧本顾问的身份抛在脑后，倒是感觉最近亲故越来越凶残了，还是躲着点保护钱包的平安。
也幸好郑谦益没有打电话给制作组，不让她会得治，两个礼拜都过去了，导演组那边都没有完全看完她给的资料。
甚至于有些涉及未成年保护法范畴的拓展资料过于专业，那边还在犹豫要不要联系她再详细问问。
导演没有打电话询问，一方面是郑谦益给的资料太详细，细到再找她问反倒有点奇怪，像是老师把解题思路全部写好了，结果自己还看不懂，再问多尴尬啊，显得自己好蠢。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郑谦益给的资料太详细，细致到就算跳过那些什么法条相关，只看整件事的发展过程，也足以让作家团队创作剧本，就不是很有再去联系郑谦益的必要。
关键是整组人都知道郑谦益挺忙的，还都知道这位在忙什么。当初郑谦益跟导演初次见面聊合约的时候，饭桌上郑谦益就陆续接了三、四个电话，每次都跟导演说抱歉我得出去接个电话。
怕导演会误会自己对合约不上心才频繁出去接电话，郑谦益有跟导演解释过，她最近在跟两个法条的修订项目，希望对方理解。
导演非常可以理解国民良心的繁忙程度，在导演跟郑谦益分开后回团队宣布他们要跟国民良心合作了，同时感慨国民良心果然是干大事的，让组内成员也非常理解郑谦益有多忙。
团队里的女性成员还有意识的避免去麻烦郑谦益，人家忙的是涉及整个国民女性福祉的大事，禁止堕胎法案害了多少人，娱乐圈更是重灾区。
他们只是写个剧本，能自己搞定的还是自己搞定吧，人家给的资料也够详细能帮得上忙，不用非得让本人跑一趟。
这也算是国民良心称号下的隐形福利，细究起来，郑谦益得到的隐形福利挺多的。
她早就不是刚刚成为国民勇士的小年轻了，这些年干的大事颇多，早就在大众心里奠定了基本的感官，大家都愿意给她行个方便。
比如需要预约才能吃到的最新鲜的河豚。
首先要说明的是，河豚大餐真的贵，不输给任何高档餐厅的价格标准。
但是从鱼的新鲜度来说，饭店给的报价就算得上是物美价廉了。换句话说，郑谦益是真要请亲故吃大餐的，如果她不是忘记带钱包的话。
这家店郑谦益还是从朴泰勇那听来的，店主也是个有故事的大叔，早年跑走私起家。
不是走私人口那种走私，就是普通走私货物不交税的那种走私。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时局混乱，像大叔这样的搞点不那么合法的“小生意”的商人着实不少。
后来时局稳了，国家安定了，法制也渐渐完善，大叔就被抓了。负责案件的检察官是朴泰勇的一位前辈，那位前辈调查后发现大叔私下人其实不错，不止一直出钱照顾自己跑船受伤的兄弟，赡养兄弟的老人，还资助港口贫穷家庭的学生上学。
虽然等学生学成后得给他打工还债，但在那年头，大叔这样的人真算得上是好人了。
为此，负责案件的前辈在提交了罚金申请后还帮大叔申请了缓行，只要大叔不再翻案，以后都做个老实人，这次的事情也就放过了。
被放过的大叔成了鱼摊老板，从走私货船变成打渔船，卖点海产品啥的。
由于老大很讲义气，除了想赚大钱的那些人之外，图安稳的老船员也都还愿意跟着他干。
一群敢打敢拼的汉子远航都敢冲，能弄来很多远航才能捞到的海产品。
小鱼摊逐步发展成远近知名的美食店，卖的就是一个新鲜。这家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检查官们口中的良心店家，想吃海产还真得去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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