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襄大约五十来岁年纪, 相貌清癯, 颏下却留着一把令苏轼颇为羡慕的美髯。
明远拜见陈襄之时, 苏轼最快，已经挑着最重要的把明远在杭州的事迹都说了一遍, 其中颇多褒奖溢美之词, 令明远难免汗颜, 再三谦让：“子瞻公, 您过誉了。晚生后辈哪得如此？”
却只见陈襄拈着胡子轻笑，道：“这位明远之的事迹, 我听过的。”
明远一怔：他在杭州办的这些事, 竟已传得这么远了吗？
谁知陈襄说的却是一桩旧事：“伶牙俐齿, 气死唐坰, 如今早已是全汴京都知道的笑谈。”
他说的是去年明远离开汴京之前，与唐坰在开封府的那一场“交锋”。能将牙尖嘴利的御史气成那样, 汴京的官员们大多是佩服的。
明远微囧：这……不能算是什么光辉事迹吧！
好在陈襄要见的年轻士子不止明远一人, 苏轼又将秦观等一干在府学进学的年轻学生介绍给知州, 陈襄的注意力便暂时离开了明远。
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的，就谈到了今秋将要举行的乡试。
陈襄望向苏轼：“子瞻，今秋乡试要偏劳你主持了。”
秦观等一众年轻士子中，有不少是打算今秋应考的，顿时都眼光热切，看向陈襄与苏轼。
却见陈襄脸上的笑容逐渐转苦，叹息道：“只是这科举之法既改，今秋乡试，不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原来，去年二月，朝中新党就已经公开宣布了改革后的科举制度：诗赋文章不再作为考试内容，而是专考经义，只考《易》、《诗》、《书》、《周礼》中的一经，兼以《论语》、《孟子》。
也就是说，科举考试重新划定了考试范围，并以经义局新颁布的《三经新义》作为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备考真题集。
以前以诗赋作为考试科目时，学生们备考时需要熟读《四书五经》，并且具备一定的文学鉴赏与表达能力，才有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
但现在，大家都只要刷题就好了。
“天下士子，便只知学经”——陈襄的叹息声便是表达他对这种局限性很大的科举取士方法的疑虑。
谁知苏轼却展眉一笑，道：“陈大府莫须过虑，不管那举士之法如何改，至少我们两浙出的人才，绝不会有半点不如人之处。”
陈襄惊讶地望着苏轼，不知这位名满天下的苏大才子何出此言。
苏轼便向陈襄解释：这是因为府学中有了社团，社团既建立，与以前府学里的情形又不一样了——
如今文学社正在忙着收集和评价民间故事，以其为题材创作诗赋、新杂剧，并撰写评论文章；农学社正在杭州周边的乡里做着筛选稻种的实验；而算学社则正在“学以致用”，帮助农学社丈量土地，计算面积，以确保实验结果的绝对准确……
“大府，如今‘两浙路’的学子们，多半秉持‘学以致用’的目的，府学也为他们提供了钻研与交流的机会——将来参加乡试，只要将那《三经新义》背熟即可，对他们来说，反而不是什么难事。”
陈襄听着睁圆了眼，实在是没想到，他来接手杭州知府的职位，治下的府学里，竟然已形成了这样的风气。
这时，秦观恭恭敬敬地将一本装订整齐的册子双手奉上：“陈大府，这是我等府学学生各社团近日的成果合集，请大府过目。”
陈襄接过来一看，之见那是一本装帧精美，刊印清晰的册子。那封皮上印着《西湖丛谈》几个大字。
他随意翻开目录，便见到《两浙民间关于“白蛇故事‘的比较研究》，《西方逻辑学试论》、《浙东水土改良与水稻种植》这样的文章标题。
陈襄刷地一下就把册子合上，用又惊又疑的目光望着苏轼，心里在想：这……究竟是不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士子们又都偏离了经义大道的方向，专门研习那等“形而下”的细枝末节去了？
苏轼却笑道：“陈大府放心……他们自有分寸。”
“再说，这些成果，对两浙路的农政与民生之事很有帮助。不止是‘农学社’，就连‘文学社’都能建功。”
原来，文学社在两浙各地“采风”，研究“白蛇故事”的起源和比较时，便发现不少乡里向来缺少药物与良医，因此，在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中，许宣与白娘子便开始了一家叫做“保和堂”的药铺，悬壶济世。
越是缺医少药的地方，对于许白这一对仁心仁术的夫妻就越是同情。
文学社便将他们“采风”时发现的情况汇总，写了一封陈情信给官府。最终官府召集了几家实力较强的药材行，给予路税方面的优惠，让这些药材行能够时常送些常用的药物到乡里。
据说那些地处偏远的村落特地绣了万民伞，赠给了之前离任的太守沈立。但事实上，沈立和这些“仁政”没有多少关系，主要还是“文学社”里的学子们建议到了实处。因此，沈立在离任时还给予了“文学社”学子们一封信，作为书面嘉奖。
这一件大功立下，别的社团一瞧：哟，连“文学社”这种成天舞文弄墨的社团，都能做出这样的贡献，我等岂能甘心人后？
于是，杭州府府学里的各个社团开始了你追我赶的热潮。每个社团都立志能做出点“实在”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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