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个时期，这座城市自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破旧的民房、施工的道路、肮脏的公厕、路边的垃圾、站在墙角排泄的男人……
以及，捧着破碗的过来向我们讨钱的乞丐。
我下意识地摸口袋，给出了一张绿钞，但对方表示不收□□……馆长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咳了一声，很快有人上前处理这个‘事故’。
馆长叹息道：“让您见笑了，想来您没见过这种事吧。”
倒也没有……
我在上辈子的小时候还是经常能遇上的，尤其在快餐店的门口，至于这辈子在哥谭虽然见得少，但也不是没有，出了富人区还是能见到的，我早就习惯了，这是正常现象。
我想这样说，但当我对上馆长他们的视线时，却愣住了，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我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羞愧，为这座城市，为这片土地上竟然有人在乞讨而羞愧……
我犹如被人重重一击，我伸头去看那个被“处理”的乞丐，如果在哥谭的富人区，这时候就需要拨打警察电话了，会有人过来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名义送她入狱，再不济也是呼叫保安将这种流浪汉尽快赶走。
但现在，我却看见公职人员以略带恼怒不耐烦的语气教训着她的‘不长眼’（显然这名公职人员并不合格），然后掏出钱去周围的小卖部买了面包和矿泉水塞进她的手里让她赶紧走，但对方敏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一边连连鞠躬一边开始伸手多要钱，吓得公职人员连连后退生怕被碰瓷……这两人简直是在斗智斗勇。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变得有些沉默。
离别前，我告诉馆长，以后我可以借我身份的便利继续帮他们继续拍文物，馆长抓着我的手练练道谢，还问我接下来的回国行程有没有遇到麻烦，是否需要帮助。
我谢绝了馆长的好意。
我并没有直接回哥谭，转而去了北京。
这座城市已经有了现代化的雏形，打的时，出租车司机照例夸赞了我的中文水平后，兴奋骄傲地告诉我，北京已经成功申报了奥运，将在2008年举办。
“到时候您可记着一定得来北京儿瞧瞧！”
我看着司机的脸，想说的话很多，但最后我只是笑了笑，模仿着北京话回道：“成！”
我下了车，站在广场上，天色还很黑，所幸路灯照亮了脚下，让人群在奔跑时不至于摔倒在半路。
我在人群中不断向前跑着，奔向那轮初生的红日，清晨寒冷的空气不断涌入我的肺中，而我的血液则不断地奔涌沸腾，在歌声中，在所有人的注目下，那面红旗冉冉升起，我的泪缓缓落下。
我大梦一场，如梦初醒。
我卖掉了那些所谓的收藏品、限量款，细数我所拥有的所有资产，开始到处参加拍卖会。
有时候，我会和那些爱过企业家们合作，他们出钱，我出力；有时候我会干脆自己拍下，送回国内。
借此，我积累了相当多的人脉，通过他们，我成功地找上了招商局。
我说：“我要投资z国。”
……
“你要投资z国？”
我的父母以审视打量的目光看着我。
在这种目光下，我表现得比我想象的还要轻松坦然：“是的。”
我拿出文件，这是我翻译过来的政策，还有我对z国未来发展的各种分析（这种照答案写分析的地理题不要太好做）。
我知道这个时间段西方还有很多人对在z国开厂有所顾虑，最重要的是体制的不同，他们害怕政府的过于干涉，市场的不够自由——毕竟上一个不同体制的简直是流氓，说耍无赖就耍无赖，大家都被搞怕了。
但我却没那么多顾虑，我知道z国就是世界贸易的下一个风口，任何一个有胆识、有魄力、有远见的人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比如新任的韦恩集团CEO——提姆·德雷克。
借着还钱的机会，我成功地‘勾搭’上了提姆·德雷克，在听说了韦恩集团后，我的父母露出了古怪的笑容，然后给了我大量的资金的人手，让我好好干。
拥有了这些资本，我和提姆的合作就更有底气了。
提姆真的很厉害，别的不说，光是他脑子里的技术，就足以甩开其他企业家一大截，韦恩集团的研发部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们拥有一个懂技术的CEO。
而且提姆对z国的了解比我想的还要多一些，听他说，他去过稥港。
当然，和我相比还是要差了一截的，尤其我现在还被赠予了‘z国人民的朋友’这一称号，听说还被树立成了典型，一路都有人给我开绿灯。
我和提姆相处地非常愉快。
经常性地他在那边猛灌咖啡，我在这边猛涂风油精，整间办公室弥漫着提神醒脑的味道。
说实话，我有些看不懂提姆·德雷克。
一般而言，像这种工作狂都是野心勃勃之辈，他们醉心于权势的上升与扩张，但提姆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蓝色的眼睛犹如透亮的天空，广阔而纯净。
我猜测。
提姆·德雷克决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他并不享受工作本身，但他享受着工作所带来的额外价值，那种价值实现所带来的满足感足以让他心甘情愿地奉献自我。
我之所以这样揣摩，是因为我体会到了这种快乐，而人总是免不了以己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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