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糟糕的是，司马昱既不信任占据荆州、兵强势重的桓温，又缺乏有效手段制衡，结果连北伐这样的大事都将桓温排挤在外，只凭扬、豫、徐三州之地备战，还留出部分兵力防备荆州，让人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而桓温兵力有限，就算有心凭借荆州之地挥师北伐，又成功地攻克洛阳之地，但却只会让朝中的司马昱对他更加忌惮，不可能派出兵力支援。到时候桓温以一军孤悬在外，只有放弃中原、退守荆州这一个选择，回来继续与朝中拉锯而已。
当初琳琅选择出镇益州而非荆州，并以益州一地征伐阻三面而守的关中，也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顾虑罢……
反向放下手中信函，谢安走出几步，来到西墙放置的书架边。
最伸手易取的位置上，静静搁着一卷简书，竹片已经磨得润泽发亮，串连竹片的熟牛皮做的细绳也快被磨断，显然是主人经常翻阅的物品。
谢安取下竹简，打开，古朴庄重、蚕头燕尾的漂亮隶书映入眼帘。
王氏子弟精擅行书，独王琅以隶书闻名，这一手他极熟悉的字迹是王琅昔日读书时留下的批注，每次翻阅，都能让他心中宁静。
不出声息地站在书架边对着竹简看了一会，谢安阖上双眸。
在晋朝，想要办成北伐这样涉及社稷根本，牵扯千丝万缕的大事，只有当朝中主政的大臣与在外领兵的将领完全一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是由门阀政治所决定的现实。
琅琊王氏当权时，王导总揽国政，王敦拥兵重镇，内外皆由同一门阀做主，因此能够凝聚一心，建立江南政权。
颍川庾氏当权时，庾亮、庾冰兄弟接连执掌朝政，庾翼镇守荆州，因此人心安定，朝局平稳，若非庾冰、庾翼过世太早，北伐势必成行。
现在河南褚氏因褚裒病逝退出争夺，地位滑落的王、庾两家将权力分散至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致使朝中势力盘根错节，做事效率必然比权力集中在一个门阀手中时要低得多。
而面对北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缺乏为政经验的会稽王司马昱显然乱了方寸，屡次处置失当，最后只能一边坐视收复中原的大好良机从手中一点点流失，一边阻止他人立功。
因此，对他而言，与其花费心力挽救一场注定失败的北伐，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扫除障碍，为晋朝下一次出兵做好准备。
谢氏经谢鲲、谢尚父子二代经营，又占了谢真石为褚太后生父的便利，借此风云动荡的时机好好筹谋一番，未必没机会跃升为昔日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那样掌控政局的当轴士族。
届时内部问题解决，以江南五十年积攒的国力，何愁外事不平？
（五）
王琅手上拿了两份情报，一份来自东晋，一份来自前燕。不需要多考虑，她先拆开东晋的那一份。
王琅生活的时代正好是王家从权力顶峰渐渐滑落的一段时期，对东晋门阀政治的本质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知道不是当轴士族领导的大事不可能成功，北伐失利，意料之中。
然而，让王琅所没有想到的是，自谢安出仕后，陈郡谢氏竟隐然有成为继王、庾两家后，第三个当轴士族的迹象——她本以为这该是五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简单回顾一下江左这几年发生的大事。
先是屡屡请求北伐均被拒绝的桓温再次上表，却不等朝廷回音自行率领约五万众，东下武昌。朝中恐惧，殷浩自行解职，以求躲避桓温。
接着会稽王司马昱任命桓温北伐，领荆、江合七万众进攻许昌、洛阳，留豫州、徐州之兵防守。桓温兵分两路，一支从荆州北境出，遏止羌豪姚襄南下，自己取道江陵，进军洛阳，与姚襄隔水而战，大胜。于是请求还都。
此时幽、冀尚有慕容氏部众盘桓，中原地带将领降降叛叛，反复无常，东晋君臣不敢也不愿返回故地，桓温退回荆州，司、青等四州得而复失。
携战功与威名返回驻地的桓温向晋穆帝司马聃上疏，指责会稽王司马昱处政不当。司马昱害怕桓温挥师建康，推出代表世家利益的王彪之、谢安上台，与桓温周旋。至此，陈郡谢氏彻底坐实一等世家之位，被世人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相提并论。
修养数年，桓温着手准备第二次北伐。他先率领五万步骑出发，兵分东西两路，西路由宿将袁真带领，任务是穿过谯，梁二郡，打通石门水道，把粮草运到黄河前线，桓温自领主力，从东线水路进入黄河，沿河西上与袁真会合。
东路大军出境不久，即击败前来拦截的燕军。进入黄河，对战慕容垂，再胜。于是进军洛阳，迎战不久前击败冉闵、攻克洛阳的慕容恪。
慕容恪是前燕文明帝慕容皝的第四子，被后世誉为“十六国第一名将”，军事才能远在五弟慕容垂之上。这一次，桓温败北，不得不烧毁船只，向南撤退。途中被前燕的精骑追击，又败。
此战后，桓温威望顿减，幕僚建议他用废立的方法重树权威，桓温以为可行，于是进囤姑孰，凭借军势逼迫建康同意。晋穆帝写好传位给司马昱的诏书，传至尚书台。当时在台省值班的谢安拿着诏书面见晋穆帝，当着晋穆帝的面将诏书撕毁。随后，与同样负责主政的王彪之一起前往桓温在姑孰的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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