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愣了愣，当年的梦境再次在眼前回放，片刻，一个念头浮上脑海。
【注1】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即一辈子不许为官，史称“党锢之祸”。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的评价是：“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注2】
申伯，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周宣王时期，为遏制楚国崛起，“封建亲戚以蕃屏国”，将申伯分封于南阳，建立申国。
周厉王时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暴君统治导致民变，厉王逃往彘地避难，朝政由周公、召公、申伯等人摄行，史称“共和行政”。
周幽王时期，周幽王废申后所生之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引起了申侯（申伯之子）的不满。申侯与缯国、西戎联合伐周，导致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申侯立太子宜臼为周王，迁都洛邑，再次充当了扭转乾坤、开辟新时代的角色。
作者有话要说： 捉虫
☆、后汉风俗
东汉时期，女子的地位不可一概而论。
譬如在家庭伦理关系的等级标准中，一般以贵贱、嫡庶为最重，长幼、辈分次之，最后才是性别之分。若按社会阶级区分，大致可归为四类。
首先是人数众多的底层百姓人家。
这些人家靠体力劳动吃饭，女儿给家庭带来的往往是贫困，因此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的说法，意思是生养了五个女儿的人家连盗贼都不忍心光顾。部分家庭薄待女儿、儿媳，吃穿用度上明显重男轻女，也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不过这些人家的女子为了补贴家用，通常都要采桑养蚕，织布缝补，也要承担买菜做饭的家务，因此可以抛头露面，自由出行。卖蔬果，卖酒水的任务一般也由女子承担，不会招惹任何闲话。
其次是上一级的中小地主阶层。
这样的家庭大多较为富裕，不至于短缺衣食，女儿受到的轻视主要表现在教育、社交两样上，行动也有些受限，但总体来说，礼教对这类女子的束缚并不能算太严格。
再有是世代为官，钟鸣鼎食的家庭。
这是一个呈现出丰富多样面貌的阶层。保守一些的人家认为男女有别，女子以习女工最重要，开明一些的人家则允许有天赋的女儿读书治经，参与大事。而社会上对于此类女子也持赞赏态度。
比如博学高才的班昭，曾被汉和帝召到皇家东观的藏书阁续修《汉书》，便连后来做了卢植、郑玄之师的著名经学家马融也跪在藏书阁外，聆听她讲解《汉书》。此后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宫，为皇后、嫔妃讲解儒家经典、天文、算数，再后来邓后临朝听政，班昭得以参与政事，竭尽智力，在朝野间的名声依然很好。
最后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阶层——皇室。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提出的“君为臣纲”变成儒家所有道德礼教的最高准则。性别、年龄、辈分，所有世俗间通行的规则到了这里全部不适用。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臣子对天子之女不敢称“娶”，只能说“尚”。
何为“尚”？
《诗经·小雅》曰：“尚求其雌。”意为摊开，指展开翅膀羽毛，展示华丽颜色，是鸟类求偶的典型动作。
如果换个通俗简单点的翻译方法，就是侍奉。或者理解为嫁也不是不可以。
其实西汉时期贵族女子在婚姻、家庭乃至社会中占据较高地位的情况还要严重，汉宣帝时期的谏大夫王吉就说“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男事女，夫诎于妇”。女子可以拥有爵位，也可以拥有封邑。
到了东汉时期，这种特权主要集中于公主、皇后，尤其是太后身上。
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二十四史中，对后宫的记载都是《后妃列传》，唯有东汉一朝的皇后可以拥有《皇后本纪》，采用帝王传记的专有格式“本纪”。东汉人本着“帝后同体”思想，不仅开历史之先河地给皇后加谥号，入本纪，东汉一朝的女主之盛，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时代也是绝无仅有的。范晔在《皇后纪序》中记载“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
以和熹邓皇后邓绥为例。
作为东汉开国元勋邓禹的孙女，邓绥十六岁入宫，二十二岁登上皇后宝座，二十五岁丈夫汉和帝驾崩，从此东汉王朝走入了邓太后时代。她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临朝执政近二十年，期间“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邓绥“每闻民饥，或达旦不寐，躬自减彻以救灾厄”，因此“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大臣们上书歌颂邓绥“兴灭国，继绝室，录功臣，复汉室……巍巍之业，可望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
国家实际上主人的邓绥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自称“朕”的太后，比起日后的一代女皇武则天，邓绥只差没有登基这一步程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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