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币署的署令，连忙翻开带来的公文，开始迅速报数据。
旁边的经济学院学生，也都在飞速的记录和验算。
其实姜握从前只是宰相之一的时候，她对公文的喜好尚不能明显影响到所有署衙。
可如今她做大司徒都已经九年。她偏好的公文形式，就渐渐变成各署衙更多使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皇帝明显也更看重此等公文——
少浮词陈调，多简洁之语，更要多具体的实例和数据。
于是铸币署也完全不绕什么弯子，开始直接汇报铸币的成本：
“鼓铸钱币，铸一钱的成本大抵如下：需运铜、铁，矿悉在外地；另有物料火工之费；若稍加工铁钱牙样，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1]
也就是说，花一个铜钱的成本，才能铸造一个铜钱。
其实就算‘无利润’，还都多亏了这些年冶炼技术有所进步，才能达到铸币基本持平，之前基本都是亏本的！
姜握倒也不意外：之前她研究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看过苏辙所作的《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里面就明确写过，官钱‘大率无利’。
到了后来，更是拉胯成了‘坑冶尽废，每铸钱一千，需用本钱一千四百’。[1]。
姜握还在想宋朝，就听库狄琚开口了：“不对，若花一钱造一钱，朝廷还是赔本的。”
她开口说完，铸币署的署令一愣：“库狄尚书何出此言？”
如今库狄琚已然是兼任工部尚书——
正式接到这个任命，收到工部尚书鱼符的那一日，库狄琚还忍不住去与姜握道：“当年大司徒不得不辞相位，离开京城去做巡按使。”
“当时我心中日夜担忧，恐朝上有人借工部之手，要吞并了城建署。”当时的工部尚书也倾向于东宫太子李弘，在城建署营造之事上，多少会为难一一。
还好是天后摄政，才保得住城建署。
但其中诸多琐事的为难、窝火、步步小心，库狄琚也不愿再回去想。
可如今，却是她这个城建署署令，将工部一并兼管！
这世上的风水轮流转，转的她实在是太舒坦了。
但正因库狄琚并非从寻常官员升迁之道，走到六部尚书之一，因此她能看到一些旁的官员会忽略的方面。
此刻库狄琚就问道：“铸币的成本——铸币署官吏卒工俸禄之费、公文笔墨成本之费、甚至署衙公厨之费，这些都未算吧。”
也就她会这么敏感：因城建署在创建之初，完全是自负盈亏，得不到户部的拨款。其中俸禄（人工成本）可是不小的一块开支。
然而铸币署这种官方机构，习惯了是由户部一起发工资的，而且里面的官吏卒工都随时可能会被调到诸如‘掌冶署’‘造器署’等将作部门去，因此铸币署是习惯性的不把人当成成本的一部分。
此时听库狄署令这么说，铸币署的官员脸色都跟炉子一样红了起来：别算人工费啊！
要是这都算上，那，那我们署衙岂不一直是朝廷的赔钱买卖？
而且是干的越多赔的越多的那种赔钱行当。
然而随着大司徒一声令下，很快铅笔写字的沙沙声以及拨算盘的声音就响起——
用库狄署令纠正过的方式算过账目后，每年朝廷铸币流入市场，确实是赔钱的。
造钱反而赔钱，你说这事儿整的！
也难怪辛相素日看铜子儿叫一个心疼：花钱也就罢了，铸钱也是‘花钱’！
**
想到辛相，姜握手里一直把玩着一枚铜钱一顿。
辛相在致仕前还上过一封奏疏，涉及缺钱。
不，准确来说，是缺铜。
其实我国的矿产一直是不够用，铜钱短缺是从贞观年间就有所显现，在历史上，终唐一朝会越来越严重，甚至闹起钱荒。
历史上，唐代律法曾数次规定：“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
后来荒到一定程度，国家还直接用律法逼迫官员和商人把铜钱拿出来，不得囤积，定‘积钱以七千缗为顶’，多的一旦被查到就没入官府。
甚至，还不许民间铸铜器，要求佛像等均不准用铜，搞得女娘们都差点没有铜镜照。
缺铜程度，可见一斑。
而至于金银……
姜握又想起多年前与辛相的一次对话。
那是她告知辛相倭国有大量银矿之前——
她拿着一枚大食国的银币问当时的户部尚书道：“辛尚书，除了咱们用铜钱于市，许多番邦外族，都是用银币的。”
当时辛茂将就对她解释道：“
姜侍郎（彼时姜握还只是吏部侍郎）是长在宫闱内的，大约见多了金银器皿。但实则，大唐的金银矿都很少——朝中还有定规，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用纯银器皿。”
想用银币来代替铜币，非得有大量外贸以及大量白银流入后才可行。
当时姜握就在想：与西域贸易往来，商人们用的既然是铜币，自多有铜钱外流。
可以说……给本就不富裕（铜）的家庭，雪上加霜了。
因而这些年，从倭国一船船运来的银矿，其实在本朝流通的不多，绝大部分都用于了对外贸易，极大减少了中原之铜的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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