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四人一起去探索巴布亚岛，小艇刚靠岸，安卡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船，沿着沙滩跑起来，尼德兰见状也跳下船去追她，两个人边跑边笑，像刚松开缰绳的野马，一会就冲进树林里消失不见了。虽然踏上陆地让我也倍感激动，但真没有他们两那么夸张。不多时，两个人抱着一打香蕉和几颗芒果从林中出来，寻找食物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在陆地上的那两天，安卡无疑是开心的，她一边摘面包果一边哼着小曲，康塞尔见状，便对她说：“唱出来!安卡，唱出来!”
她张了张嘴，我以为她会打破她心理的障碍，开口说话，可惜她还是没能说出来。
尼摩船长向我询问安卡的情况，当我说起我们是如何救了她，以及她当时不幸的姿态时，船长向她投去了同情地目光。现在想来，那大概是尼摩船长改变对安卡态度的一个起点吧!
当然，态度的改变是双向的，当尼摩船长释放出善意，安卡对他就没那么紧张了。经过两个多月的磨合，安卡不会在船长跟我谈话的时候离开我去找康塞尔了，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做实验，观测海水，测量水温、密度、色谱，尼摩船长在这些实验中表现得思路多多，才华横溢，她就被他吸引了。
我注意到，当尼摩船长对着大海抒发他那咏叹调式沉吟时，安卡就在一旁，用一种欣赏艺术品一样的目光注视着他，她眉眼弯弯，嘴角噙笑，仿佛船长说的话都在她意料之中似的。她是尼摩船长的忠实听众，不限于听他说话，还听他弹琴，当船长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时，安卡就把图书室的门打开，让琴声从大厅流淌进来，她坐在书桌前，边画画边倾听。安卡的这种做法倒很容易博得船长好感，毕竟没人喜欢在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有人盯着自己的背看。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对尼摩船长这样的怪人，我们不宜与他牵扯过深，尤其是他本人也拒绝深交。我不希望安卡的注意力过多的放在船长身上，尤其是他们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也不是一类人，到头来只会自讨苦吃。
于是我又像一个老妈妈一样，拉着安卡的手，语重心长地对她教育一番，要她晚上一定锁好门，谁敲都别开，睡觉时最好把耳朵也堵上，这样他干什么都不会吵到你。
安卡看着我，大眼睛眨啊眨，努力消化我说的话，只见她张了张口，似乎想提问。
我盯着她的眼睛，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要她答应我。
只听见安卡困惑地说：“可是……尼摩船长晚上不打呼噜。”
我简直哭笑不得，安卡终于说话了，而她第一个长句子是，尼摩船长晚上不打呼噜。
☆、五
我和康塞尔到纽约后，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在酒店安顿好了。因为我后天要在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博物论坛交流会，所以才会应邀到纽约。现在是下午两点，晚上七点半有一个会餐活动，我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自由活动。
我们见到了尼德兰，他似乎又胖了点，身材更加魁梧了。我们相互拥抱了一下，将近一年没见面了，彼此都很怀念，于是我们在一间幽静地茶座坐下，热烈得聊了起来。尼德兰还在做他的老本行，不过因为还在新婚期间，他就不那么愿意去远海捕鲸了。说起他太太的厨艺，简直赞不绝口，一定要请我们去吃饭，于是我们初定第二天去他家做客。
聊天的小高潮过去后，大家陷入短暂地沉默，于是康塞尔说：“先生，能允许我问问尼德朋友关于安卡的事吗?”
“问吧，”我回答，“我也想问呢。”
尼德兰望着我们，问：“安卡怎么了?”
我和康塞尔大吃一惊，尼德兰记得安卡!
我急切地问：“尼德，你记得安卡?”
尼德兰莫名其妙地望着我，说：“记得呀。哎!其实也不是全都记得，我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得了失忆症，把安卡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嘿嘿!”
“有一天怎么样啊?”康塞尔问道。
尼德兰坐在那里，一直嘿嘿傻笑，似乎在掩饰他的尴尬。不过我却没理会这么多，催着他快点说下去。
于是尼德兰先让我们保证不笑他。
“这恐怕保证不了，”康塞尔诚恳地说，“我预感我们一定会笑的。”
于是我们先笑了起来。
这时，尼德兰也不扭捏了，直接说道：“有一天我和我太太……咳，你们懂得，她突然骑到我的身上，我被压得透不过气，这时，我突然叫了一声安卡!”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尼德兰跟安卡的陆地美食同好最后发展成了别样的感情吗?我和康塞尔笑不出来了。
尼德兰没有理会我们僵住的表情，继续说：“我太太气坏了，差点叫我去跪搓衣板。我好话说尽才安抚住她，不过我被压的那一瞬间，突然想起了关于安卡的一件事，一件令我印象异常深刻的事。”
“教授先生，您还记得锡兰岛采珠场吗?”尼德兰问。
“记得，大珍珠，采珠人和鲨鱼。”我回答。
“尼摩船长为了救采珠人，大战鲨鱼。”
“是你在最后时刻用鱼叉救了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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