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
他们好像发现我在秘密给你们传真了，所以我不得不中止了两个月。
好吧，或许是我太傲慢了，低估了这群人的智力，传真的确不安全。
这可能是我维持着人类的意志最后一次给你们发传真了，我的朋友们，请允许我这个老骨头絮絮叨叨，讲述自己的一生，希望你们不要嫌我厌烦，毕竟我实在是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倾诉了。
我在三十三年前来到了南极，那个时候这个观察站还不叫艾德蒙观察站，叫什么我也忘了，总之不如艾德蒙来得有名好记。
送我上北极星号破冰船的，是一名参加了半岛战争的老兵（虽然那个时候他还不算老，但他那个时候看起来实在是太苍老了，我总是这样打趣他）。
他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毕竟我这种书呆子在那种充满冒险精神的淘金时代，实在是找不到第二个愿意和我说话的人了。
在我来到南极十五年后，他因为战争带来的残疾和生活的窘迫，永远地离开了我，然后把我每年寄给他（他坚持是借）的生活费在死前一分不动地还给了我。
医生告诉我，他是主动放弃治疗的，因为在战争后，他始终被痛苦折磨着，梦里都是那些血色，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很多士兵都有。
但我知道不是这样简单的理由，我的朋友是因为另一场战争死去的。
他唯一参加战争的理由，就是为了终止战争。
他被教导，被欺骗，被舆论和政治利用正义和友善上战场，以为自己刺下的每一刀，打出的每一枪，都是为了救下更多被战争所挟裹伤害的普通人。
但他又深深地意识到，他所杀死的人和他一样无辜，这让他痛苦不堪，唯一能说服他继续下去的理由，就是当时的口号——让这成为我们经历的最后一场战争，让我们结束这混乱不公平的世界。
他以为这就是最后了，但战争源源不断地被发动，他所希望看到的世界好像永远没有到来的那一天。
直到十五年前的那场战争，这场由他信赖的国家主动发起的残忍侵略战争彻底摧毁了他，他知道自己一直以来行的都非正义之事。
是恶心的，污秽的，和他憎恨的一切事物一样最丑陋的事情。
他只是一个政治家粉饰过后的刽子手，他无法允许自己这样活着，于是他告诉了我，他撑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如何回复他，我一向都只会读书，一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勇敢的事情，就是逃避一切来到了南极。
南极很多人站出来，在严寒里举行了对这场战争发动的抗议（注3），我站在人群里，双手发抖地举着【no war】的展示牌，仰头即将来临的极夜，寒冷的雪几乎将我掩埋了。
我们能做的好像也只有抗议，当然最终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在翻阅他的遗书的时候，看到他对我写道：【南极一定很好吧，虽然严寒，冷酷，永无天日，但那里一定没有战争，那里是净土，希望你不要将对我的缅怀，对一个丑恶的战争犯的缅怀带到这片净土上去污染它。】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南极如他想象的一般冷，但并不如他想象的一般纯净。
每个来到这片净土的人，都怀揣着想要拯救人类，缓解全球危机的宏大理想。
我们小心翼翼地记载数据，在鲸的表皮上和企鹅的脚环上做标记，一年复一年地确定这些生物随着年岁增长数目降到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五十，曾忧虑地目睹一千多英尺的冰川在一个小时内湮灭在海面上，像是一个定点播报的闹钟般在每一次会议上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扯着嗓子吼——气候恶劣，全球变暖，人类危机。
而他们总是漫不经心又昏昏欲睡地敷衍听听，而在下次的电视画面里，又义正言辞地拿出这些东西扯大旗，同时又继续野心勃勃地谋划一次次可以大范围污染的战争。
无论内外，无关是非，只关于他们的任期和个人利益。
我敢担保这些家伙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去年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
我的朋友，你或许已经看累了，觉得我真是个啰嗦的老头子，但请允许我疲惫地，倦怠地继续啰嗦下去吧。
我出生在一个以个人自由和民主著称的国度里，好像每个人的行为自由都能得到尊重。
为群体做出牺牲是个体英雄需要做的事情，大部分人只需要一生追逐自己的利益成就就可以了。
但朋友，我和你们都无比清楚，人是作为物种，作为群体延续下去的，没有什么物种可以孤立地去追寻自由，在群体不存在的时候，自由就将毫无意义。
只有我们这些“英雄”不行的。
我们所追求的群体性价值在社会里得不到任何认可，就像是离群的孤鲸看到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火山喷发，海啸，却只能以一种奇异的频率警告其他鲸鱼灾难来袭，它们听不懂，也不屑于听从我们这些奇怪鲸鱼的劝诫。
它们要去追求眼前的一尾海鱼，一丛磷虾，火山和海啸对它们并不重要，这是英雄们的事情。
我就像是生活在撒托（注4），一个荒诞不经，娱乐至死，目光狭隘，走向崩解的国度里。
观察站的经费在去年面临再次被削减预算的可能性，只是因为我们这一届的领导者并不相信全球变暖和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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