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高级点的就是“邨”了，别看名字叫做“邨”，和乡下农村可不一样，都是独门独弄的老洋房，市内联排别墅，后来都成了保护建筑，名人故居。
赵景闻家里在长乐坊，可见条件还是不错的。
他家祖籍宁波，父母都是宁波人。
都说十个宁波人里至少有九个人在上海有亲戚，这话一点没错。其实上海话里的“阿拉”最早是宁波话，被上海人拿去用了，渐渐地就变成了上海特产了。
不过宁波人不在乎。宁波人大气，爽快，讲起话来乓乓响，一言九鼎。唾沫落到地上，就是一根钉子。
在上海有一句俗语，叫做“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要听宁波人讲情话”。因为苏州话和上海话一样属于吴侬软语。这两地的人，再加上无锡人，说起话来，就像是苏州网师园里的一池子春水，又软，又糯，又嗲。女孩子一开口，那真是要让人酥到骨头里去。
不说别的，就说过去长三堂子，苏州姑娘的身价也是要稍微高一点的。人家一开口就是“奴有一段情，唱拔拉诸公听……”，而不是张嘴就“辣你妈妈不开花，开起花来结冬瓜”的武腔，好像下一刻就要拿出家伙什来，红刀子进，白刀子出。
宁波人在上海一般做生意，或者做裁缝的多。宁波裁缝又被称为“红帮裁缝”。赵景闻的外公就是红帮裁缝，到了他姆妈沈春梅这一代，也还是给人做衣服。因为专门做女人的衣服，又被称作“女红手”。他外公因为只做男人西装，所以是“男红手”。
沈春梅十四岁开始在自家店里帮忙，十八岁顶门立户有了自己专属的缝纫机。和外公两个一起，一个做男人西装，一个做女人旗袍袄子，把小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据说年底生意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赚一小碗的黄金戒指。
赵景闻的姆妈从做姑娘的时候开始，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爱好，有了钱就去南京路上“老凤祥”买一只戒指，或是黄金的，或是开宝的，也有火油钻的。她买是买了，但是干活的时候不能带，只好往家里的碗橱里一扔。扔啊扔啊，就积攒了一小碗。
姆妈她自己说的，和赵景闻的老爸结婚的时候，她带了十几个碗的嫁妆嫁过来。赵景闻小时候没听懂，觉得姆妈太惨了，人家姑娘陪嫁都是多少绫罗绸缎，多少樘红木家具，多少根小黄鱼，到他姆妈这里就是十几个碗，过于辛酸，有点没劲。
后来长大点才知道那“十几个碗”是什么意思……
赵景闻的爷爷解放前在宁波同乡的工厂里做会计。他爷爷觉得会计是世界上最最“长青”的职业。
农民老了就锄不动地，工人老了就抡不动锤子，但是会计却是越老越吃相的。只要手不抖，脑子不糊涂，这个职业可以做一辈子。而且给东家算账也是算，给西家算账也是算。只要上海一天有工厂，有公司，就不怕吃不了这碗饭。加上坐做办公室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是上等中的上等。
因此赵景闻的爹在小时候也立志要做会计。他爹赵伯涛最早开蒙是在旧式的私塾，后来进了西洋小学堂，一直念到中学毕业。先去洋行里给人做账，后又陆陆续续换了几份工，总不过还是拨算盘，记账。存了几年的钱，加上父母的贴补，于结婚前买下了位于长乐坊的三层楼。
底层租出去半爿给人开小店，另外半爿做堂屋和厨房，二楼是会客室和书房，一家人住在三楼。
后来解放了，洋人们都跑了，原来上班的工厂先是公私合并，再后就变成了上海市第三皮鞋厂，赵伯涛成为了国有企业的员工。
对于老赵来说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是一样和数字打交道，没有什么区别，生活也没有太大|波澜。这么一看就显得赵家老爷子当年的决定是多么英明。
而他的老婆和老丈人就比较麻烦了，这种自家开店的到底算是小资本家还是什么？搞来搞去，最后定性是小业主，小业主也是工人阶级，裁缝店得以保存。不过西装旗袍是不能做了，改做人民装和中式袄子，苏联布拉吉裙子，说到底还是吃手艺饭。
因此在那十年里，赵家过的还不算辛苦，唯一的损失就是楼下原来租给人家的店面被彻底划出去了，成为了街道的资产，不能再吃租金了，因为吃租金是资本主义行为。
好在赵家人口简单，除了赵家夫妇之外就是一儿一女，花销很少。不像住在坊口的那间，本来还算有点家底，男人是公交公司开车的。但老婆做了“光荣妈妈”，一口气生了十个小孩，全部都靠男人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最后饿得孩子白天哭完夜里哭，个个穿得破衣烂衫，走出去像是叫一群叫花子。
沈春梅年轻的时候就是弄堂里有名的“宁波西施”，生的模样好。她和老赵养出来的两个小孩，自然也是粉妆玉琢的。
女儿赵景丽倒先不说，活脱脱的小春梅，俏过唱沪剧《少奶奶的扇子》里的凌爱珍。关键是这个儿子，用上海话说，简直就是个“洋囡囡”。
别人家的小孩别管后来长得怎么样，刚生出来的时候都像是剥了皮的老鼠，又红又皱。赵景闻他一落地就跟雪团儿似得不说，而且五官分明。眼睛缝长长的，高鼻梁，高额头，就跟玩具店里卖得外国洋娃娃一个样子。见过的大人就没有一个不爱的。
“春梅呀，侬这个儿子不得了啊。长大了一定是要有一番作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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