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基本都是文化人，席间话题围绕着这部抗战题材的剧作展开，逐渐就集中到时代和历史话题上面了。
“……路线是不能错的。”田中天朝董老先生和严澹介绍剧本里的相关内容道，“……那位秋自寒先生，映射了第一次‘左倾’路线犯错误的领导人。这也是我党尚未成熟所致。把他的死放在开头，是铺垫一个“抑”。《东归西渡》中‘觅渡’意向，亦来源于此。※”
严澹和董建军老先生都没有看过剧本，但并不妨碍他们顺着讨论相关历史话题。
之前陶清风就觉得，虽然田中天的剧本写得很好，但里面的总有种“非黑即白”的刻意性，就像是一定强烈要贯彻某种意志，而牺牲了艺术性的其他方面。比如那位秋自寒先生死讯的呈现方式，非常之硬派——但是作为原型人物了解，陶清风曾去找过那篇“觅渡”相关文章阅读，感受到了对方温软的人文内核。陶清风当时就想：像是这般人物的死去，其实并非是铁岩崩塌，而该是天鹅蜷颈……虽然和对方作为“领导人”曾经犯下的“错误”定位有距离……
陶清风在反思“新文化”运动之际，受到严澹的开导，曾感受到那个时代迫于生存压力，而有些偏激的铲除国学二元论。那次严澹没有说得太透。陶清风在接触了《东归西渡》剧本后，感觉到剧本秉持的，也是比较激进绝对的想法，若是严澹看了不知有何看法。
没想到今晚席上高谈，严澹和田中天竟然针对这个问题辩论起来。陶清风听得全神贯注。
严澹正说：“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描述是：历史是‘半科学’，既不是‘自由艺术’，也不是‘纯数据’。20世纪科学主义的盛行所造成的显著问题是：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历史变成不折不扣的的科学。试图‘压制人性’，试图从文献中获取‘纯粹事实’。历史学家的职能被认为是表现事实——”
田中天一怔：“难道不是这样吗?”
严澹摇了摇头，道：“其实这只是西方观点。我国是系统史料记载最早最完整的国家之一，史学家固然站在全局角度尽量记录事件，‘言简事繁’，但更有曲笔、隐笔等人文价值观选择在其中。那不仅是为封建帝王所迫，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史家的道德态度……用现代的话来说：‘人文不被科学所吞没’。”
田中天虽然年长，但学术知识面的东西，从二十来岁一直用到六十多岁没什么改变，道：“这似乎跟科学规律的说法有所不同……”
严澹又摇了摇头，沉吟道：“田老师，您就当我这个小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妄言。我不懂文艺创作，但一味以科学意识的划分，来给每个角色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并以此来指导他们的行为和结局，给我的感觉，像是回到了三十年前。”
田中天脸色微有不虞，道：“但‘文章合为时而著’，任何作品承载的思想，都要服务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也需要旗帜鲜明。这一直是我的创作理念。而且在审批时还能减少许多麻烦。”
严澹道：“当然，您是这行业的高标，自然经验丰富。”
可是陶清风觉得，严澹说得更有道理。人文的东西，尤其是艺术，如果缺乏了某种普世关怀，仅存路线和方针。那就像是“执着于科学”反而考虑问题“不科学”了。
陶清风这段时间看书心得体会也多，道：“我心中一直有个疑惑。希望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向老师们请教：我觉得科学研究的理性分析，的确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然宝库。但却无力解决人文领域的许多麻烦……”比如夏星痕的事情。
田中天摇头道：“其实关于这一点，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适之先生就曾经指导过：科学不仅告知着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真理，而且还可以指示人生的价值和社会前途。科学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具有同等的权威。人文领域的麻烦也该用此解决※”
陶清风心中一黯，果然如此吗?田中天以为那样一次次的给夏星痕好剧本入戏演，就是实用主义帮他的最好办法了?
然而严澹立刻又反驳了回去：“适之先生固然伟大，但在他晚年口述自传中，亦后悔过：他的治学方法，事实上只能算是现代学术中，用‘考据学和校勘学’的方法包办整个人文学科。其偏狭、浅陋是显而易见的。※钟情于“科学”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选择。这是他们新文化领袖的‘幸运’和‘大不幸’了。”
田中天有些意外道：“想不到现在学术界，已经开始反省了?”
严澹又摇了摇头：“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科玄’论战，反省从未停止。适之先生还曾在自传中后悔‘少年得志，在学术上骑在了人民头上，一辈子也不能安静下来了’。他这种勇于自我剖析的精神，非常可贵。”
陶清风听到这话，心中仿佛迷雾被驱散。心想：这些编剧，又何尝不是在掌握了话语权之后，‘骑在了人民头上’呢?他们醉心的事情，到底是内容本身，还是身为某个学科‘带头人’的话语权威呢?伟大如适之先生都有少年忘形之憾。田中天倚老卖老更不及人家之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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