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法子可行吗？苏轼难免也思量了良久，才道：“如今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这些免役之人，也要缴纳助役钱，难道不过苛吗？”
“只要是按田亩算，就有其道理。况且这些人还是只需缴纳一半的助役钱，比寻常免役钱要少。若是家资不丰，自可由朝廷减免，少收或是不收。此事说到底，终归是个算的问题。只要算出的数目有益于民，就可推行。”韩邈说着，长叹了一声，“不过区区商贾，思量难免有所不足，只会算算账面的东西。还要朝廷诸公多多费心，想出个折中的法子。”
若是换个人这么说，苏轼必然不放在心上。但是这韩邈毕竟是凌霄子的夫婿，又是东京城一等一的大商人。若是施行这法度，对于他，乃至他身后的相州韩氏都有巨大影响。没料到这人居然持如此态度。
饶是苏轼文思锋锐，辩才无碍，也要回去想上一想了。
韩邈对于苏轼的想法却不怎么关心。这新法对他而言，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东京，而在相州。他的《日新报》是因何而办的，韩邈可没忘记。
作者有话要说： 苏轼最初是反对新法的干将，在颠沛十载重新归朝后，又反对司马光罢黜“募役法”，再次被流放。不是他不合时宜只会挑刺，而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站在了更广大的百姓一边。一成不变的只是人设，是人就会有变化，心态上的，阅历上的，立场上的。而苏东坡的伟大，也正在于此。
第161章
没有让韩邈等太久, 只是七八日, 相州就有来使。如今已经复判相州的韩琦韩相公, 让人捎来了一封书信。
仔仔细细看过了韩琦的来信，韩邈轻声一叹：“相公真乃直臣也。”
其实韩邈最担心的，就是韩琦对于新法的态度。之前的“农田水利法”, 韩琦并没有太大意见，故而《日新报》可以顺水推舟，支持一下新法, 乃至为其查漏补缺。到了“保甲法”和“将兵法”, 事关军事，《日新报》根本没有发言的立场, 也就避而不谈。
而现在的“募役法”就大大不同了。此法是要“公议”的，要天下官吏都来“论定”, 无人有异议了方才施行。这是天子和王安石对于“募役法”的看重，同时也其软肋所在。若是民意汹汹, 这新法还能施行吗？
而引导民意的最好手段，正是《日新报》这样的报纸。更重要的是，久居东京城的百姓, 未必会支持这个新法。因为新法欲对城市中的上五等户, 官户，僧道户等等征收“助役钱”。偏偏这些人在东京城里人数众多。一旦《日新报》有意煽动，怕是能引来山呼海啸，直接让天子改了心思，让这新法无疾而终。
违逆新法, 必然会引来王安石的关注，就算有甄琼这个圣眷正浓的通玄先生，《日新报》也必然会受打压。而支持新法，韩琦却未必会同意。毕竟这个新法不同以往，是真正涉及到了千万官员、豪富的利益。若是韩琦执意反对此法，《日新报》要不要遵命呢？虽说韩琦重新入两府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但是他有五个成年的儿子，势必要继承其遗泽，再出一位相公也不出奇。更勿论韩邈本就是韩氏疏宗，若是执意悖逆韩琦的意思，将来势必难做。
更让人为难的是，韩邈自身并不反对这新法。他经商日久，去过的地方更是不少。见过数不清的中下户人家，因为“差役法”受累。现在的新法虽有不足，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若是韩琦当真反对新法，韩邈也不免要细细思量，究竟是坚持本心，还是顺应人意了。
好在，这封信来得及时，犹若一颗定心丸。
“景声兄，相公究竟是何安排？”听闻韩邈之言，一旁枯等了许久的李格非精神一震，立刻问道。
身为《日新报》的主编，他的立场也有些尴尬。一个是他的恩主，护他父子两代，唯有肝脑涂地方能报答。另一个则是他现在的雇主，也是呵护备至，助他成就名望。这两人若是起了争执，他也得左右为难。
韩邈把那封信递了过去，笑道：“文叔不妨先看看。”
李格非立刻接过信，一目十行看了起来。一直看到信末，他才轻轻松了口气：“相公天下能臣，所言非同凡响啊。”
这信上说的，实在大大出乎了两人的意料。韩琦对于“募役法”并不赞同，甚至言词颇为激烈。但是反对的却不是“募役”本身，而是其中一些内容。在“募役法”的几条细则中，有一项极为引人注目，就是原本不需要服役的那些人家，譬如官户、城郭户、女户、单丁户等，需要缴纳平常免役钱的一半，用来助役。
对于寻常的官吏，乃至大户豪富而言，这当然是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是韩琦的着眼点不同于这些人。在他看来，“差役法”里衙前、押司之类的州县役，本就该是这些上户的职责。他们逃避日久，现在却只需比旁人还要轻一半的代价，就能轻松避过。而那些下户们，每年夏秋就要缴纳两次赋税，现在竟然还要交免役钱，岂不是又多了一样苛捐杂税？
至于针对灾年设置的“免役宽剩钱”，就更离谱了。要每年多交二成的免役钱，储蓄起来，到了灾年就无需向民户征收免役钱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若遇灾年，本就应该朝廷赈济，免除赋税劳役，怎么还要小民提前支付，变相敛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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