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
自上个世界后，我原本就隐蓄于内的怒气日益鼓沸、灼烧，自来到这个新的世界，我每日做着准备，头一回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个“特别的人”出现。我仔细观察我身边的上司、同事、邻居、或生活中能够见到的所有人，兴致勃勃地预备着，只要有任何人对我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我就先下手做掉他。我不是暴力分子，所以我会给他一个干净。
这个计划本该没有问题。按照既往的经验，我只要遵循平常的生活路线，对方会自己找上门来，于是我按耐住情绪，日复一日地等待。但是这次却出了状况，我无论如何也等不到丝毫异常，我不去找麻烦，麻烦亦不来找我，彼此相安无事，可如今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相安无事。
我读过一个瓶中魔鬼的故事。魔鬼被关的头一百年，他发誓谁把他放出来，他就给谁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过了两百年，他要给救他的人宝藏；三百年，他允诺三个愿望；四百年，他只想杀死任何打开瓶子的人。
此刻我已经放弃一切与对方和解、相安无事的天真念头，只想杀，从源头掐断一切纠结。
问题在于我找不到那个人。
我甚至去旅游。趁着休息日或者假期，穿过大街小巷，进入不同的区与店铺，认为只要走的路够多，终究可以遭遇对方。可周遭却不意地宁静、祥和，人人与我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兼之友善可亲，大家尽力少给别人添麻烦，也尽力不惹麻烦。
这是个好人的世界，起码在地上时，大家都安分体面极了。我毫无牵连地穿梭过人海，曾经期盼过的这种平静而今是我最不需要的东西。
时机不到。我明知这个，却在重复的等待中耗尽耐心，鼓动的杀意不会退却，只会调转矛头，胸中这种莫可名状的冲动，终于到了考虑谋杀自己以消解的地步。一个念头浮现——如果我快点死，到了下一个世界，或许我能立即找到可以杀的对象。
下午四点，所有频道都失去信号，统一播放各电视台事先剪辑好的风光片。电视台下班了。新闻节目的一个著名的男主持人今天收尾时出了岔子，还没把他镜头切开，他已松开领带，解起了衬衫的扣子。
这也难怪，今天是避难时限的最后一天。
下班的人陆陆续续撤进地下，大门一旦关闭，整个冰河季都不会再开。人们寄居在温暖而黑暗的地底，不知日月，靠定时的统一照明区分昼夜。
“我在想，去地下可能并没有意义。”我关上电视，又坐在高高的窗台俯瞰整个机械区。那些花哨的广告牌还泛着蓝紫光，机械鸟按照设定的路线飞过钢铁大楼。这里唯一不是人造的东西大概就是蓝天。
我头也不回地问：“再提醒我一次咱们为什么没有搬到自然区。”
“因为转区很贵。”艾伦回答。
所谓的完美世界。
就算科技发展到一定境界，贫富差距亦不可消弭。营养剂保证无人饿死，政府基础设施完备，人人享有基本的权益。想要再进一步，那得靠个人努力。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有攀爬天梯的资格。
在这个世界人人一出生命运便已注定，根据基因、智力把婴儿划分到合适的区域，在政府的托儿所内等人领养，未来的职业几乎也只在区内选择，划分到农业区的人几乎注定了要做农民；科研区的天然智力高人一等，收入自然也高于大多数区。政府几乎不允许转区，除非有足够的权力或金钱，这两样是在何世界都亘古不变的硬通货。
在这里，孩子与父母划分到同一个区成了一种幸运。
我透过窗子看路上的人们纷纷往门的方向移动，难以避免地又无趣起来——如是想着，我不由凝视着手腕上枝节的青色血脉，喃喃念道：“或许还是死了好。”
“死也不见得舒服。”艾伦忧愁得厉害。其实他并不忧愁，只是外观设置使然，他下垂的眉眼总为他增添忧郁气质，事实上他应当什么也感受不到。此刻对我的关切也是。
“不是为了那个。”我说，“死后未必不会新生。”
“那您转生以后还会回来吗？”
“应该不会。”
我问他假如到那时会怎么做。
艾伦思考了一小会儿，慢吞吞地说：“我想我只能等了。”
“要是等不到呢？”
“我只是等。回不回来是您的决定。”他答道。
期限的最后一天，我想既然已经在这里耗了四年，不妨再等一等，叫艾伦收拾好有限的行李，踩着时限进入通往地下的电梯。
当时是时限的最后一分钟，电梯门缓慢关上，门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一切光亮乍然熄灭，地上世界在我面前凭空消失，没入深沉的黑暗。
电梯下行，隔着透明的玻璃门，纯白的地下光明世界出现面前。规整的街道一侧林立着统一制式的六层白色楼房，一路延伸到视线尽头。楼房上开着一层层方格，每一格是一个房间，配以编号，每个公民都以事先发放的房号居住。
房号是随机发放的，所有成人各自有独立编号，不与家人朋友住在一处。上头的说法是辛勤工作九个月后，每个人都能绝对放松，政府不会多加干涉。要我说，这是为人们的放纵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让他们自由去杀去抢，而不必担心误伤到自己亲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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