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瑜问道：“贵馆对于那些缺失的部分，是如何判断的？”
刘强原想了一会儿，说道：“最早，为这尊佛像的手势是触地印，又称为“降魔印”跏趺坐姿，右手下垂于膝前，掌心向内。后来分析，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历史上的佛陀释迦牟尼是坐着的，他的左手放在膝上，手掌向上，他的右手伸到他的右膝上触摸大地，经典文献清楚地表明佛陀用右手触摸大地。
如果失踪的右臂是在捏无畏法印而举起，那么左手放在膝盖上可能是与愿印。
此外，如果右臂展示无畏印，那么，这座造像很可能就是释迦牟尼或阿弥陀佛。例如，麦积山的一尊西魏时期的造像，就是左手施与愿印，右手结无畏印。
当然，因为雕塑缺乏识别铭文，它的右臂和任何明显的肖像属性都缺失这尊佛像的确切身份很可能仍然是一个谜。”
沈瑜听完刘强原的论述，问道：“我明白了。贵馆是想按照现在的判断去购买，估价大概是多少？”
刘强原说道：“参考同类造像当前的市场价格，理想的购买价格是30万～40万美刀。”
沈瑜沉默片刻后，说道：“先不说对方是否愿意出售。即便想出售，这个价格恐怕很难买到。”
第1164章 对估价的分歧，三尊造像
沈瑜觉得自己像是在猜谜。
看不到实物，没办法用游戏地图做准确判断。虽然已经通过几次提升，让自己对造像的鉴定能力得到提升，但是，终究不够保险。
更何况，听了刘强原的说法，他觉得这帮人的判断有些过于乐观。
沈瑜再次看向图片，试图找出一些更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座造像的风格可以追溯到七世纪末，或者八世纪初。与北齐和隋以及唐朝最初几十年的雕塑相比，躯干比例更自然，表面更光滑，更具柱状特征。
半透明的衣袍，清晰地展现了佛像的形态。衣服的褶皱，特别是手臂的褶皱明显经过精心设计，相比之下，北齐和隋朝佛像的褶皱特征是由切割线或浮雕线表示的。
沈瑜站起来，从书架上搜索到了一些书籍，又从电脑上调出一些资料。
他找到克利夫兰博物馆藏石佛图片，展示给刘强原和张笑颜：“二位请看，这两座造像，与贵馆的目标可以进行比对。
另外，堪萨斯城——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坐佛，以及洛山基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坐佛所展示的风格，可以看出，八世纪后期的佛像造像显得更丰满，因此也更沉重，他们的长袍更宽松。此外，稍晚一些的造像的衣物，经常从双莲基座的边缘和前面垂下，在许多情况下完全隐藏了基座的上层。”
他指着刘强原带来的资料，说道：“我赞同刘老师的大部分观点。造像躯干右侧的袈裟未受太多干扰——即，当造像失去右臂时，它仍未受损——这意味着躯干和右臂之间有开放的空间，这是许多7世纪和8世纪初华国佛像雕塑的一个特征。
在北齐时期，雕塑家喜欢将透雕元素融入他们的雕塑中，经常在右臂和躯干之间的空间穿孔，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唐初。八世纪初，雕塑家们开始改变佛陀的衣服结构，使长袍的边缘形成环状，从而填充躯干和右臂之间先前开放的空间。从八世纪早期开始，这种新的衣袍排列成为标准，正如刚才提到的堪萨斯城和洛杉矶的坐佛所证明的。
我曾经看过哈弗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八世纪早期的坐佛，可能是从七世纪风格向八世纪成熟的唐风格过渡的最佳证明。
哈弗收藏佛像的造型比例很像这尊唐代的残缺造像，此外，它的布料褶皱，类似于定制的褶皱，两者在风格上也非常接近这尊残损的佛像。
哈佛所藏造像的体积更大，其衣袍，甚至比这尊残损造像更能揭示造型结构，但哈佛佛像的衣袍不如我说的几尊造像丰富。此外，哈佛佛像的衣服覆盖了躯干和右臂之间的空间，这与残损佛像的帷幔的布置有明显的不同。
所以，我判断，虽然风格接近，但哈佛所藏造像是在8世纪初，而残损造像是在7世纪晚期或8世纪初制造的。
这个基座也表明了这座雕塑的七世纪末或者八世纪初的年代。
唐代残损造像的双莲基座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八世纪的几十年里，上层的莲花花瓣变得更加雕塑化，更加立体，它们的顶端支撑着层叠的窗帘，形成一系列有节奏的间隔和和谐排列的点；此外，中央连接柱将变得更短，更精致。”
沈瑜说的有些口渴，停下话语，端起杯子喝茶。
刘强原看着沈瑜拿出资料，花了一段时间了消化听到的信息，半晌之后，他问道：“沈总，您的意思是，我们对这尊唐代残损造像不够重视？”
沈瑜说道：“贵馆诸位老师的眼光非常好，能注意到这尊造像，很不容易。我的意思是，几位老师对这尊造像的价值估计的低了一些。
贵馆看中的这尊造像很特殊，汉白玉材料在华国佛教雕塑中只是偶尔出现，在北齐时期开始受到欢迎，当时的工匠偶尔会在汉白玉上雕刻佛教图像。
现在还有一个采石场遗址，虽然被认为是雕刻特定图像的可能地点，但是白色汉白玉的使用，表明这个造像可能是在晋冀省附近雕刻的。复色的痕迹，在双莲花基座上很明显，表明雕塑曾经是完全彩绘的，事实上所有早期的木雕和石雕造像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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