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社会主义制度放到哪去了？如果个人可以投资了，国家不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吗？”
“个人的投资再多，能和国家比吗？咱们国家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只是一个补充而已。我断言，就算把政策放开30年，个人资本占整个国家资本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的，公有制占90%以上，怎么能算是资本主义呢？”
“……”
今天的人们，也许根本就无法理解当年的这种争论。在当年，思想上有形无形的禁锢，在今天看来简直可以用荒诞来形容。几十年后，社科院的一位博导曾经回忆说，当年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打算写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他的导师马上警告他说：这是雷区，绝对不能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劳动力是不能作为商品的。如果他敢这样写，慢说拿不到学位，恐怕连人身自由都要丧失掉。
在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雇了12个工人，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群理论家们拿着马克思的原著论证道，雇工超过8个人，就属于剥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剥削制度，这还了得？关于年广久是否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甚至一直闹到了中央的最高层。
也就是在决策层、学术层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些雷区的时候，数以万计的普通劳动者，正在以前仆后继的勇气，投入到这场改革大潮中来。他们的实践，远远地走在了理论和政策的前面。
在浙江台州，一群农民再也无法忍受私营合伙企业非要戴一顶“乡镇企业”红帽子的格局，向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提交了注册私人合伙企业的申请。生产科科长陈心鹤老人在这份申请上盖下了一个鲜红的印章，他不知道，正是这个印章，让他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
在苏南，早在政治风波正酣的1969年，华西村的一群普通农民，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创业。到1978年，华西村已经拥有了100万元的固定资产和100万元的银行存款。30年后，这个华夏最富裕的村庄斥资60亿，建起了一座118层的高楼。
就在距离中央党校只有几公里远的中关村，中科院第一批10名教授级研究员中的一人，核聚变专家陈春先毅然下海，在一间仓库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做的第一单业务，是帮海淀的一个街道小厂解决了一个电源上的小问题……
平庸的学者们还在抱着《资本论》或者《货币利息通论》寻找着强国富民的模式，而睿智的普通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科技工作者们，早已扬起风帆，闯进了市场经济的蓝色海洋。
“何海峰同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学员们热烈地讨论，觉得十分欣慰。他目光一转，发现一向思想活跃、眼光独到的湘平省轻工厅干部何海峰面含微笑，却一言不发。老师心生诧异，忍不住直接点了他的名字。
何海峰站起身来，对着老师和同学们说道：“对不起啊，刚才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我不敢发言，其实主要是为了回避，因为，我和内参里写的这位林振华同志，私人交往非常密切，可以说是忘年之交。”
这句话一出口，整个班上的学员都兴奋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何海峰发问：
“真的？”
“老何，说说看，这个林振华真的是三头六臂吗？”
“内参里说，他的英语能够和外国专家对话，这是吹牛吧？”
“还有，他搞了那么多技术革新，不会是他们厂子为了树典型，把别人的成果栽在他身上吧？这样的事情，我们系统里就出过的。”
“……”
何海峰点点头，对众人说道：“内参里说的林振华的情况，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应当都是真实的。如果要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还没有把林振华的能力全面地展现出来。”
“有这么神吗？老何，你可别因为是朋友就替他瞎吹，照这份内参里说的，他起码得是华青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水平了。”有人大声地反驳道。如果林振华在现场的话，恐怕要扑过去大喊一声：哥们，你太了解我了！
何海峰道：“我和他聊过，他说自己在部队的时候，曾经向一位在驻地附近劳动改造的右派教授学习过一段时间。我与林振华的交往，其实也是由于他在饭桌上三言两语就帮我们解决了两个困扰多时的技术问题。”
随后，他把当年两个瓷厂的事情向大家介绍了一番，又把在石化机遇到林振华，并且推荐林振华给福特当翻译的事情也说了一遍。他说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比徐海皓写的内参又多了几分真实感，在场的学员和老师都听得如醉如痴，连那些对“林振华现象”颇有微辞的人，也开始觉得这个人本质上不坏了。
“听老何这样说，我开始有些喜欢这个小林了。老何，你说他今年才20岁？”有学员这样问道。
何海峰点点头：“没错，才20岁，我女儿都叫他哥哥呢。”
“这么年轻，这么有才华，放在基层太可惜了，应该把他调到上面来，这样也就不存在什么承包的问题了。”有人建议道。
另一人道：“我倒不这样想，年轻人，放在基层闯一闯更好。咱们的企业不能总是靠乔光朴，也得有年轻一代接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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