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问得有些乱来了，因为与戴锦华教授的课程内容无关，只是在边角料上挑了一个话题来做引申，戴锦华教授当时还愣了一下，然后说：这可能没什么必然性。
我问：可能只是意外导致的差别？
她说：嗯。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有很多的想法，但在这里并不讨论，我之所以说出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问题看似随意，但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随时随地都在脑子里转。
语言文字对我来说，最具魅力的一项，为思维的传递。
我三十岁，没有读大学，写网络小说，至今也算不上真正的被社会所肯定了——当然，我去鲁院学习过，参加过几个不大不小的会议，我没有入作协，我的成绩，也只在小范围内有传，我也只是一个不上不下的网络小说作者，但如果你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可能会回答：“我做传递，思维的传递。”
《圣经。旧约。创世纪》里有一个神话，我一直很喜欢，在古代，因为人类没有语言分隔，无比强大，同心协力，他们一同建造了巴别塔，试图夺取神的权威，神没有毁灭他们，只是让他们所有人开始讲不同的语言，然后人类陷入互相的猜忌和战争中，再也没有能够团结起来，巴别塔因此倒塌。
这真是无比简单又无比深刻的哲理，人类的一切分歧和问题，几乎都来自于彼此思维的不透明。我在二十七岁的随笔里写过野猪和道德的关系，在利益、道德、欺骗这个三角上，欺骗来源于此，由此也诞生了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所有的喜剧和悲剧，所有的规则和现状。
语言文字是补完人类的最重要途径，它用于传递他人的想法、意图，承载他人的智慧，无论是对科学规律的认知还是对人生的感悟，我们都可以通过文字进行积累，传递给后人，让他们迅速地成长，而未必需要一件件的去经历一遍，由此，当他们经历同样的挑战，也许会做出更好的选择，拥有更好的人生。
人类社会，因此获得进化。
从我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第一次在村上春树的书里接触到“文字具有极限，不可能表达全部的思维”这个概念后，几乎像是豁然开朗，此后十年——大约不到十年——我孜孜不倦去思考的，便是如何将思维转化为尽量准确的文字，我丢掉华丽的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那些不必要的笔调，留下简单的枝条，再将叶片变得繁盛，再进行修剪，如此一次次的轮回。到如今，在我继续修剪这种笔调的现在，我三十岁了。
有人觉得我的文笔不错，有人则不然。当然各有其理由。
其二：
说说我的性格。就我本身而言，我存在极大的性格缺陷。
这样的性格缺陷，源于在接受教育时，经历了错误的顺序、进行了错误的构架。启蒙的时候，爷爷教给我的，是非常正确正直的思维方式，后来我读鲁迅，念书的时候，我在作文上模仿鲁迅的笔调写东西，我的文笔不好，老师说我思想也不好，我很疑惑地想，我在抨击坏事，为什么思想不好的反而是我呢？想通之后，这便是最初的分歧和格格不入——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经历了这些。
接下来我经历的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年代，曾经有一个读者在书评上说，我见证过当初那个时代的余晖，确实，在我小的时候，我见证过那个变革尚不剧烈的时代的余晖，而后便是剧烈的变化，各种观念的冲击，自己建立的世界观，却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再然后，由于家庭的困境，我放弃了大学，在我放弃大学的时候，知识在我脑海里也不再拥有重量，没有重量，就没有敬畏，我随意地拆解一切，于是，所有正统的知识，都失去了意义。
我时常跟人说，所谓“意义”，来源于“仪式感”，我们小时候过家家，大家都很一本正经地商量碗筷怎么摆，人怎么就坐，喂饭怎么喂。我们清明节扫墓，跪下来，怎么跪，磕几次头——对于纯粹的唯物论者来说，这些跟鬼神有关吗？没有，他们只跟我们自己有关，当我们一本正经地这样做了以后，会产生“意义”的重量。
在最简单的解释里：当我们为一个事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之后，我们心中会自动说服自己，做的事情，是存在意义的。
所以后来，一旦有些不想念书的书友跑来问我，要不要读大学或者继续学业的时候，我都会劝他们继续，不全是为了知识，更多的是，为了让他们在进入社会的时候，感受到他们自己做出的付出，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东西，然后他们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进入了社会，然后我失去了一切敬畏，我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基本逻辑结构的，而我的脑子也还好用，当我遇上一件事情，我的脑子会自动回到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从原始的社会构筑逻辑，然后一环一环地推到现在，寻找这件事情的所有成因，若能找到原因，脑子里就能过去。一如我在三年前说的野猪的故事，道德的成因。
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可能有着某种叫做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精神病，这类病人以逻辑来构筑感性思维，在我最不擅长与人交流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试图以逻辑来形成一套跟人说话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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