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摇头笑笑：“当然，这也是老夫想得太多了。这几本书，虽然注解有时，但能得几个人看，还是难说。立恒你那边书社办得还不错，待到老夫修完，可得替老夫印一印、发出去，若能得三两好友认同，老夫此生，也算是留下些什么了。”
宁毅看着他，片刻点了点头：“……当然。”
秦嗣源对这些书的说法基本便到这里。他的思想已经在书里，口头上不用解释太多，只在尧祖年、闻人不二等人偶尔询问时，解答一二。宁毅埋头翻书，从中寻找一个一个的注解，推演出去，脑中闪过的，是那两个年头。
引人欲、趋天理。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理学啊……
宁毅在后世，对于理学并没有仔细去研究，对儒家，也仅仅是欣赏。但是以他的能力，有些东西即便是欣赏，也是能够稍稍解构的。理学在后世颇遭诟病，但对于宁毅来说，一个能流传千年不断发展的东西，如果有人说这纯粹是糟粕，其中是没有道理的，他只会直接将这个人看做是智商为零的白痴。
理学和儒家，纯粹是被五四运动盲目抛弃的。在后世的一些学者或愤青眼里，有一句话叫做：中国人没有敬畏之心。这不是假话，五四运动前，中国人遭受了最为巨大的屈辱，于是在外来文化入侵时，迫不及待地推翻和打到了自己原本的一切。这种外来文化的入侵，在当时是有先进的一面的，然而当时的国人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文化，却并没有学到对方文化中的核心精神，后来漫长的阵痛期，精神文明的崩溃和无处皈依，是很惨的。
在宁毅看来，儒家，包括其他的一切学说，研究的都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该如何自处，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人该如何抑制和引导私欲，以怎样的一种形式构成国家，能令这个国家最为辉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相对最好。这是所有哲学体系的根本，从几千年前到后世，从来就不曾改变。
那么，儒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从头看到尾，创立它的孔子，并非是后世的那个道德宗师，他其实是很讲究务实的，在一方面，他以道德的追求为最高标准，另一方面，他其实是以社会现实为考量，教人做事。从子贡赎人的故事，到以直报怨的劝诫，再到“乡愿德之贼也”之类的论点，相对于后世儒家发展到“礼在理先”、再到更后世一味地教人谦和、退后却从不明白地厘定个人权利“讲礼不讲理”的纯乡愿社会，儒家的起点，其实是“先讲理，后讲礼”的。
孔子之后，儒家发展一千多年，到了另一段历史中的宋朝，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利益开始更大程度地引导人们的**，商业发展，阶级开始变得混乱时，社会需要一套更加明确的规范，甚至于需要一套更加精细的枷锁。去告诉别人，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的位置在哪里。你能追求的东西在哪里。在当时，这样子来确立一个国家，本身确实是最合理的。
理学，其哲学中心便是理、天理，一亿个人组成一个国家，以怎样的方式，这个国家最和谐稳定，这是就天理，而即便在后世，人们也知道大我与小我的分歧。个人与国家的分歧，要从小我至大我，个人肆无忌惮的**，就必须被压制和引导。
人的本身，乏善可陈。他也是可能性无限的动物。但仅以社会构成而论，最坚固的社会是什么呢？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最为严格的阶级，但是数千年来，他们国家连一个说得出的起义都没有，何其牢固。儒家在厘定规矩的同时，实际上保留了人们往上走的路，它希望一部分人能够脱颖而出。甚至希望在“某一天”，天下大同、人人如龙。也是因此，中国在那几千年间，创立了最为辉煌的文明，而不像印度那般安静死寂。
而对于大儒来说，创立一个学问。有他们本身高深的内涵在内，求的是知己。那时候讲学问，有个愿打愿挨的准则，你愿意学，我才告诉你。你不懂，那多半是你愚钝。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圣贤追求的最高状态，所谓人欲，并非**，而是私欲。他们探讨的是一个国家怎样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其中当然也有种种苛刻之处。但作为普通民众或是平头百姓，未必能够明白“为什么”，那好，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到最后，框框条条剩下了，道理上理解的人，却并不多。
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你能理解的，我告诉你道理，你理解不了，那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理学的条条框框，从来就不是一种人性或学术上的退后，在学术上，它是一次飞跃性的进步。条条框框越多，它确实让人们失去了某些血性，可草原上的汉子茹毛饮血，最有血性，谁愿意去当呢？自理学之后，儒家真正找到了一条贯穿始终的灵魂和基因密码，以至于此后数朝，朝代更迭，儒学却始终不灭，因为不用儒家，就没法治国。
及至王阳明的心学，其核心是“知行合一”，这同样是作为圣人的最高追求，是对于善、正心诚意这些概念的最高追求，但相对来说，用作治国，他没有“存天理灭人欲”来得有意义，这只是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只能算是纯学术发展。当然，在后世它甚至被曲解成“我们要如实面对自己的私欲”“杀伐果断直面本心”，则是最为滑稽的一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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