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老爷在县衙有关系，在兴国伯那里可没有关系啊。赵立精听到“兴国伯法庭”这个消息，当时就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打赢这一场官司，把投献到袁家的田地重新拿回到自己手里。
九月十五日，赵立精就带着媳妇和儿子，到法庭门外敲鼓打官司了。
和县衙一样，李植的法庭外面有个大鼓，要打官司的人击鼓鸣冤，法庭就会开庭。
法庭的法官开了庭，在法庭上听完了赵立精的陈述，派人传讯叫来了地主袁秀才。法官仔细检查了地契，发现那二十三亩田的地契上确实没有交易金额，田地是在崇祯六年由赵立精赠送给袁秀才的。袁秀才虽然支支吾吾，但也承认这些田地是无偿送给自己，送给自己后仍由赵立精佃租，可见这些田地确实是投献的田地。
如今兴国伯降低了小农的田赋，赵立精要拿回自己投献到袁家土地。
这倒是个棘手官司。
法官看了看袁秀才，袁秀才坐在法庭中间的椅子上，大声说道：“大法官，赵立精当初已将这田地确实送给了我。我如今是田地的主人。赵立精如今见兴国伯均平田赋，又想出尔反尔要回田地，这是违背黑纸白字订下的地契，是吃了东家吃西家，是首鼠两端。”
在李植的法庭上，原告被告有椅子坐，倒不是袁秀才有特权。
法官觉得袁秀才说得有些道理，又看了看赵立精。
赵立精一家三口坐在椅子上，哭得涕泪横流。赵立精大声说道：“大法官，我每年交纳一斗四升的地租给袁秀才，也不算少，可见我家原先被衙役盘剥有多狠。兴国伯若是知道我家的凄苦，一定会帮助我这样的小民？说起来，像我赵立精这样投献自家的土地给别人，岂不是被逼得没饭吃才有的下策？谁愿意把自家的田地送给别人？赵立精所做的，是在官府的压迫下的求生，是掉进了袁秀才和官府衙役联合设好的圈套里！”
“如今兴国伯既然保护小农轻徭薄赋，那我赵立精也该和其他小民一样，享受兴国伯的新政，怎么还能白白交纳高额地租给袁秀才呢？”
这赵立精不似一般的苦哈哈贫民，颇会说话。法官听了他的陈述，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原先的官府率兽食人，又怎么能责怪小民投入豪门偷逃税赋？
赵立精的案子虽然只是一个二十三亩旱田的小案子，却关系重大。要知道静海县投献到大户名下的小农，可能有几万人。更别提整个天津了。而赵立精的案子一旦宣判，可能整个天津都要引以为式。
赵立精的案子，直接决定天津镇已经投献土地小民的未来出路。
法庭的法官都受过兴国伯的培训，知道这样影响重大的官司不能随便宣判。法官让赵立精和袁秀才回去等宣判，自己则整理资料，把赵立精和袁秀才的种种情况写成书面材料，送到了天津总兵府，给兴国伯裁定。
九月十七日，案子送到了李植手上。
李植早上起来就去处理公文，看到了静海县法官发来的资料。崔昌武已经提前看了材料，摇头说道：“伯爷，这案子事关重大，要伯爷亲自裁定。”
第0409章 新军
李植看了看资料，想了想，说道：“投献土地的小民们奸猾耍诈，加重了老实种田其他农民的负担，和逃税的士绅同流合污。这是这些投献小民的罪。如今我们纠正了士绅偷税渠道，他们又想拿回自己的土地。”
“这些小民如果留在士绅门下，是白白便宜收地租的士绅。士绅么是偷税的主犯，让他们得利道理上说不通。但如果简单把土地还给投献土地的小民，又助长了这些奸猾小民钻政策空子的习惯。对这些投献土地的奸猾行为，不罚不行。”
“当初投献的土地，不是普通的买卖，而是属于偷税犯罪的赃物。投献土地的小农和士绅联合起来逃税，坑害其他重税的农民，这是犯罪！一旦证据确凿证明是投献偷税的田地，全部没收。既不让逃税的士绅保有这些田地，也不让投献土地的小民得利。没收来的土地归于总兵府名下，小民可以继续佃租，但地租是一斗米每亩，高于一般的税赋。”
崔昌武听到李植的话，拱手说道：“伯爷英明，如此一来，既惩罚了逃税的士绅，又教育了奸猾小民，更扩大了总兵府的收入。”
李植点头说道：“把我们的政策传达到各个法庭。再遇到类似的案子，便统一这样处理。”
……
很快，等李植的政策传达到基层，静海县的法官没收了赵立精的投献田地，李植的政策就传开了。
加上九月十八日的《天津日报》登载了赵立精的案子，这个案例便更加家喻户晓。
前来打官司上交投献田地的小民在法院门口排起了长队，一个个都宁愿付一斗的地租，愿意上缴自家投献的田地。毕竟比起士绅的地租，总兵府没收田地后给出的每亩一斗的地租，还是轻了不少。
各县法庭里的几名法官哪里能应付这么多案子？最后各法庭都规定，如果案情简单证据清楚的，不需要法官庭审，投献的小民直接到公田登记的地方找书记员登记，便能立即把投献的田地变成公田。
这样的政策一下，士绅们名下的土地大量流失。士绅们元气大伤。一些士绅想留住农民，便主动把地租降低到了一斗以下。最后整个天津，接受投献田地的士绅都把地租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也就略高于七升一合的田赋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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