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李世民却不觉得事情会这么的简单，新增一个户税，固然能一年增加上千万贯的财收，可却一会得罪豪强地主们，二会得罪普通百姓们。豪强们没法借色役逃正税，要多交税。百姓们凭空增加了一项户税，不管是多少，肯定也会不高兴。
新户税把豪强地主，和普通百姓两头都得罪了，能实行的下去吗？
其实李超有个更激进点的税法，就是中唐推行的两税法。
两税法就是租庸调税制崩溃后的新法，两税法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算是税法的一个划时代的开端，这个税法，基本上从中唐一直沿用到了清亡国。
两税法的核心，不再是以人丁为本，也不再以均田制为核心，而是以户税、地税为基础，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既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征纳税收。
征收原则则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废除以前的租庸和杂税，资产少就税少，资产多就税多。
理论上来讲，这种税制当然比按人均摊派的租庸调制来的合理的多，尤其是对于那些无地少产的民户负担更小。
中唐推行的两税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改现在这种官员不纳课的旧规，改成了官绅一体纳粮。
官僚豪强们也只能千方百计的偷税逃税漏税，而不再是光明正大的免课了。
不过李超觉得现在没有实行两税法的基础，大唐一统天下未久，租庸调制还没有露出许多漏洞，这个时候没有废除租庸制的环境。
提出户税，也不过是为了对现法进行一些修补而已。
李超提出，免除色役，推行户税的同时，也推行地税。
地税就是原来的义仓粮，现在朝廷要直接把这个义仓改为地税，更加的正规化，以加强地方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
把义仓粮直接改名为地税，名为税，就是把这个本来属于民众存粮备荒的事情，改成一项严格的税法。
租庸调制度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和不定居的商贾等都有一定的免除特权，而李超却是准备皇帝以下，不论王公贵戚，品官勋爵，一律都要交税户税和地税，没有田的商户，也要按资产分户等，交纳户税和地税。
“地税亩税二升，以田产多少定纳税数额，有多少田就纳多少地税粮。”
末了，李超又对李世民加了一句，“无上限！”
“地税之粮，不可以钱代纳，非灾荒之时，不得开仓取粮。”李超再加上一句。
义仓原本就是为赈灾储粮，因此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是备粮防灾的，这些粮食属于战备救灾用粮，平时不能动用的。
这次大灾，粮食储备上朝廷吃了大亏，因此上下都意识到粮食的重要性。
李超提议把义仓粮直接改为地税，纳入朝廷的税收系统，就是为了把这些粮食的重要性提升。
历史上，唐朝天宝年间，粮食储量大增，一度达到极可观的数字。
史载：唐玄宗天宝八年，天下储粮米9606万石，其中义仓6317万石，占了65%以上，地税的财政地位日益重要。据史料记载，唐朝开征地税后，用义仓赈济贫民达106次，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过地税在唐朝历史上，一度都是有上限的，虽是按亩征收，但也曾经一度有个几石的上限，一般来说，一亩二升，百亩不过两石，上限五石，实际上就是两百五十亩地的上限。超过这个数字，其实是不用纳地税的。
而李超打算一步到位，不设这个上限。
有多少田，那就纳多少地税，其实一亩二升，这个税率很低，在唐历史上，后来这个地税额不断的升官，翻了几倍。
李超家有田地数千顷，有几十万亩地，如果一亩二升地税，设上限的话，一年不过纳税五石。不设上限，却得纳地税几千近万石，这就是差别。
到了唐代宗时期，地税粮已经不再是赈灾专用粮，而成了通用，粮食被大量挪用。甚至税率也大大增加，还分夏秋两次征收。丰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简略五升，下田亩税三升。
从最开始的一亩二升，到了后来已经一亩近一斗了，翻了好几倍。
天宝后期，地税粮一年达到一千二百余万石。
如果现在朝廷开征地税，一年也能有千万石地税粮入仓，存储备战备荒，那么只要几年下来，仓中就有几千万石粮食，再有灾荒，也不用这么手忙脚乱了。
李世民翻身坐起，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一个户税，年增收一千余万贯，一个地税，一年又能增收一千多万石粮食储备。
这几个数字，让李世民无比的兴奋。可他也知道，户税开征，会得罪豪强地主们，甚至也会让普通百姓不满。而如果把原来的义仓粮改为正式的地税，还取消按亩征粮的上限后，越会的会得罪那些地主豪强们。
可朝廷赤字这么大，处处要用钱，这笔税钱和税粮，真的让李世民很在意。
“此事需从长计议。”
考虑了半天之后，李世民终于开口。
“先用盐的钱打完这一仗，等这仗打完，明年北方大灾过去，那时朝廷再推出税改，把户税和地税推出来。现在先不要透露风声，文远和朕一起多思虑思虑，拟一个详细的方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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