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什么大儒还是名士，张超只一句话，我给你出书。立马，那大儒名士，对张超的笑容都亲了三分啊。
不过出书归出书，正事还是得办的。
张超把崇文馆的上上下下近百号人都召集起来，吃了饭继续开会。
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既要办好学，同时也要把编书的工作做好。张超给了大家第一个任务，编一套小学生教科书。
编好了这套书，不仅仅是崇文馆小学的这些学生可以用，甚至还能推广到全国的州县官学。到时既完成了教学需求，也兼顾了崇文馆整理编纂图书的职责。
不少儒者还是觉得有些跟不上张超的思维，但是张超却觉得这非常简单。
首先就是分科，然后是分年级。
每个学生主修的应当是语文、算术、书法、历史，选修音乐、绘画、手工这些。
而语文的教学目标是识字、韵文、阅读理解、写作、应用文这些，根本这些目标，按六个年级分成六个阶段目标，然后编写教材。比如识字，就可以是学三字经、千字文，而音韵学，可以拿隋人的切韵学习，也可以由他们再编一套音韵课本，如学习常识知识，也可以把汉代的急就章这样的书拿来选编。
总之，这是一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原来的方式就是一本本书读，先读几本蒙书，让你背的滚瓜烂熟了，然后再来一点点讲解，是标准的填鸭式教育。
读几本蒙文，识了些字，然后可能还会学些算术，再以后可能学音韵，学习书法，学习写作，这是一种比较笼统简单的教学方式，可能同一个班的孩子，有的学的快的，可能都学习儒家经典去了，学的慢的还在背千字文呢。
现在张超却是要求打破这种模式，分年级分班，尽量的让一个班级的孩子都处于相同的水准，然后有针对性的教学。
原来唐人可能是读熟了千字文，然后慢慢学写字，而张超的新模式，却是以学生字为主，然后去学千字文理解里面的那些历史地理哲学等深层次的意思。
这其实就是把教学弄的更简单了。
要编一套这样的六年级各科教科书张超认为挺容易的。
好比一年级学多少个生字，学会多少以内的加减法，学一些简单的历史故事，再学基本的书法等。
根据这些任务，从一些古代的蒙书里节选部份，或者挑些简单的诗歌等，最后编成一本语文书，当然不难。这本语文书就是必选课，然后三字经、千字文、上下三千年、切韵这些书，反而可以成为选修课。
一个几岁的小孩子，认得几百个字，能写出几百个字，难道这个语文课的教学任务不就很圆满了吗？至于三字经千字文这些，你就算真的让他们背熟了，他们也很难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不如做选修课。随着以后慢慢往上升，他们学到的知识更多，当然对于许多书也会更多了解。
“从各种蒙学甚至是经典子集中挑选节选部份章节来编成一本语文教科书？每个年级内容不一样？”
“就是这样！”
“要定好教学的大纲，拟好目标，然后教学。不能就放羊式的粗放式管理，任他们自己随便怎么读，这是要不得的。”
“为了保证我们的教学目的达成，我们得要适当的布置课业，增加考试，摸清楚学生的学习进度，好让他们都能跟上。”
教生字识写，也教声音韵。
现在的韵书，用的还是隋代的陆法言所作的《切韵》，这是本前代韵书的继承和总结，也是后世唐宋韵书演变的基础，算是韵书史上划时代的著述了。
不过在张超看来，这种韵书其实还是有不少缺点的。
后来宋代时的广韵算是这类书的大成了，收了两万多个字，注解的文字就有近二十万个，有二百多个韵。
切韵者，就是反切者也有近四千。
韵书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韵书就是字的读音，一本韵书就等于是文字的读音标准。隋唐时的韵书，都是以中原读书音为标准的。但这个中原读书音虽也名为洛下音，却不是此时的洛阳话。
而是指在汉晋时的洛阳读书音，后来胡人乱华，衣冠南渡，许多北方士人逃到南方，北方的说话发音等都受胡化影响，而当时南渡的士人又受到了南方土著语言的影响，也一样有改变。
隋朝时修订切韵一书，采用的是在临安一带的一些南渡士人保留的语言发音，据说那是最接近以前汉魏时代读书音的。
因此，切韵书发音标准的读书音，其实跟正常说话区别很大，隋唐关中说的是老秦音，河南人说的是洛阳话，可却都跟这个洛下音相差极大。
读书人和官员们，一般都会用这读书音交流，一般人还真听不懂。
就有点类似后世，那些什么精英们，平时总喜欢汉话里夹洋腔，甚至是洋腔里夹汉话，普通读书少的人，真搞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
反正，音韵这个东西很复杂，一般教学，为什么都要死记硬背呢？因为太复杂，蒙生搞不懂，所以干脆不解释，就让你鹦鹉学舌，等学的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才会来慢慢讲韵。
说白了，韵书其实就等于是后世的拼音，但这个时候，多还是采用的反切法，这是在直切之后创出的新注意方法。
但反切说白了，就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意，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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