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宋的吏治环境，土匪较多。那么以往的小商贩其实没有能力往远方走货，最大的问题就是钱会被抢，而货物不一定。
大宋到处是匪，有时候一村一寨的人都是匪。当然了，会乱杀人、成气候的山寨毕竟相对少数，大多数乃是那种半民半匪的状态。遇到这种情况带着大量的钱肯定被抢，但是如果是货物却不一定，有时候给点过路费，装可怜一些，货物也不值钱难以脱手，土匪就干脆不要货物了。
这样的大环境造成了以往能远距离走货的都是大商号，因为只有他们能有实力保护卖货之后的银钱。
那么这就造成了大商号垄断大多数货物的情况，通常都是大掌柜们在孟州当地大幅压低货物价格，收购小作坊小商人手里的各种手工艺品，然后统一走货到汴京脱手，既然是垄断性质，也就存在垄断利润。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钱被少量人赚走了，而汴京老百姓买到的货物价格还是虚高的。
高方平的钱庄汇兑业务在孟州和东京两地打通之后，最显著的一个情况是：一旦银钱不会被抢了，那么一些中小规模的商贩，就不再把货物低价交给大商贩了，他们自己组织几个人挑着货物，或者赶着驴车，就有胆子把货贩到京城去。
于是蚂蚁啃大象，和大商号形成了竞争，所以导致汴京的许多物价都在下降，与此同时，小作坊小商贩们的利润在逐步的上升。于是，银钱就真正的流动了起来。
原来大宋的钱荒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被少数的人赚走了大量的钱，然后藏在家里，他们自己又用不了多少。而现在，已经有一部分钱流入底层，底层的人开始消费，银钱就流动了起来，同时产生了高方平的大额利润。
最大的一个时代意义是，小商人小作坊们利润开始增加，他们做事的情绪也就高了，从事各种手工艺产业的人慢慢的能吃饱、从业者处于增加中。所以又在行业之内形成了竞争，目下孟州和东京最明显，这些遍地开花的作坊制造，带来的就是各种有手艺的匠人数量在扩大，各项技术，各种新奇的东西在井喷似的发展。
宋人的确不缺少技术和创造力，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环境。
高方平当初创造了这个粗糙的环境出来，其实还很不完善，还有很多的缺点。
但是先吃螃蟹的先行者们总是戾气深重、值得尊敬、同时也面临着危险。他们都在黑暗之中摸索。那群“拓荒”的孟州东京两地小商贩们，也几乎是用命再拼搏。因为这么久以来，孟州东京两地的商道拓展的同时也不断在死人，不断的有和土匪拼命而死去的人。
这个锅注定要朝廷来背负，朝廷从这些开拓者的身上吸收了大额商税，以及工艺技术的进步，就业人数的进步。然而朝廷没尽到保护纳税人的义务，没能实实在在的肃清商道之上的拦路虎——土匪。
这些手工艺和商道，就是大宋的血管。血管有多健康，能支撑血流速度多大，几乎决定了将来国战开启之后、所能支撑的战争规模有多大。
但是把这些全部理顺需要时间，毕竟永乐军只有一只，更多数的军队是连“名将曹忠”都不如的真正兵匪，依靠他们不但剿不完土匪，还会造成老百姓和商号的二次伤害。所以暂时来说只有拉扯着过，依靠民间自己的容错率，依靠这些先吃螃蟹的开拓者们的勇气，去斗争。
这个问题除了共和国建立之后，其实在以往的几千年岁月中都始终如影随形，不论哪朝哪代。这有点残酷，像是得病之后不能吃药，必须依靠自身免疫系统战胜病毒。
暂时来说，钱庄和好处和弊端就是这些。
这些问题一般的昏官看不明白，但是老梁这样执政经验丰富的聪明人，是看明白了。
所以这次在北京，述职之后高方平再和老梁谈及钱庄的时候，鉴于这许久以来，高方平也做成了许多事，显示出了才能，目下老梁口气有些松动，表示出了对钱庄一定程度的兴趣。
然而也仅仅只是兴趣，不知道这个老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始终还没有正面答应。
就此，高方平只得在北京多停留一些时日，以便观察情况。
北京的钱庄业务对高方平实在太重要。这里除了是东京之外大宋第二繁华的重镇，和东京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一个问题，北京也是宋辽两国通商的第一桥头堡，第一重镇。
打仗从来不止热战一种方式，与此同时还有冷战，舆论战，经济战，贸易战，金融战等等杀人不见血的手段。
就像汴京的支票带给那些胡商的影响一样，高方平目下最为迫切的，就是开展北京的汇票业务，如果能让辽商慢慢的适应了汇兑票据、产生依赖，进而慢慢影响到了燕云之地百姓的生活方式，高方平有把握将来不需要大军交战，就能用金融手段把辽国玩崩一半。
就算不想这么远，北京这么繁华的重镇，短期之内钱庄所能带来的利润也是不容小觑的。
在北方的这个立足点，要展开一盘大棋。大的方向已经有了，剩下就等着慢慢的完善布局，然后一举解除北方的隐患。
这个过程到底要经过多少场次、和多少势力的博弈，高方平心里也没底，不过如果有朝一日能知一任大名府的话，那么就会加速达成北方的战略性布局，如果不行，则就困难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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