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邀请我来观礼和助阵的事情，在安东罗氏的家族内部，还有些争议和分歧么。
相比主支人丁不旺，从前两代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我这一代才大大振兴起来的南海抚远州罗氏；一直在北地发展的安东大罗氏，可谓是枝繁叶茂支系众多了。
因此，家族内部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肯定要比南方的同宗更加复杂的多。这显然是我需要注意的事项和不可不防的潜在因素。
我在随身的日记上，写下了如此的记述和感想。
在这段不紧不慢的旅途当中，我也会籍着休息和游览风光的由头，安排人进行沿途简单的勘探和测绘。
一方面是确保后路，以防万一情报收集；另一方面则是未来前瞻性的评估和准备。
辽东半岛在后世，倒是有不少著名的矿藏，其中既有煤亦有铁。因此在后世，像本溪啊，鞍山什么的，都是共和国工业体系中响当当的老大牌子和，光是铁矿石的地下储量，占了全国百分之二十二的比例。
像后世发现的本溪大台沟铁矿，单体规模号称是世界最大的云云。
而且，无论是煤矿还是铁矿，都有不少相当浅层的分布。因此在古时风吹日晒雨淋的沧海桑田式地貌变迁之中，逐渐露出矿脉的一隅，而最终变成可以靠人力直接开采的露天矿场。
因此当地很早就有冶铁的历史了，甚至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只是受制于古人采矿探矿的科技水准和手段有限，开发和利用度还是相当有限的。
此外当地还有相当金刚石、硼沙、玉石、滑石之类的其他矿物出产，这也是大罗氏领下重要的产出和对外收益来源。
此外这里也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只是没有后世大规模机械化的投入农业和化肥工业的支持，依靠那些传统作物，很难形成足够的产出规模。
而大罗氏在当地管理的体系，依旧是传统的宗藩制，与南海的岛洲各藩，也不过是略有差别和调整的大同小异而已。
自泰兴改元景隆之后，为区分国朝与诸侯之制，分为虚爵和实邑，虚爵就是朝廷日常给授之例，于九州内假地给封，然后比照食邑多寡，由朝廷财赋折给之，被称为国爵。
实邑则一般只存在泰兴年间到宝应年间的近百年间，陆续分藩出去的各姓诸侯，及其继续分封的家将部曲，宗族分家等初代，统称藩爵。
按照各自初代的爵位，自下而上称之为大小代领、士藩、男藩，子藩，伯藩、候藩和公藩，而处于顶端的是，极少数得到国朝承认和追认的王姓，则有资格被称为国宗、公室、王上和大王。
其子嗣统称王太子、王子、世子（嫡长），公子（次出），王孙，公孙等等，不一而终。
而这些大小诸侯和藩主，通常以姓为国号或是藩名，因此衍生出了千奇百怪的名称，比如南北大小罗氏两藩。
不过王爵极尊之位，自显庆年间短暂的昙花一现之后，就再没有实邑封授过了。而且还是为了追认已经既成事实多年的梁氏大夏之国，而修补和拉近有些疏离的域外臣藩关系的权宜之计而已。
而实封的公藩也是鳞毛凤角，像曾在大唐的额体制内，长期执掌南海都督府权柄，而行驶管理海外朝贡臣藩体系的国朝大梁前身——南海梁氏一脉，就是其中位于最顶端的翘楚。
而直到南朝大梁开国之后，也不过是维持了四大公室的格局，以代行管领海外各地诸藩。
而且随着朝廷中枢的权威日涨和对外控制力的加强，四大公室的权势和职份，也逐渐被收缩和压减，而变得有些名不符其实起来。
因此，真正具有区域性影响力的实力派，反而是那些经过历代的削减和撤并之后，依旧存留下来的各级藩候、藩伯们。
他们往往具有足够的地盘纵深，产出和人口，来供养和维持相应的藩兵武装，而可以一边与朝廷中枢暗中角力或是公开讨价还价，来最大限度的保全自己的权势；一边相互之间连横合纵又相互勾心斗角玩平衡，一边还能带领家臣部曲，继续开拓蛮荒而把领地和家业做大。
就如现今的安东大罗氏一般，哪怕已经开始有所衰弱和走下坡路，却依旧掌握着南部建安、辽城两大都督的名分和管领诸侯的职权。
曾几何时，现在局促于西婆罗洲一隅，只剩下八叶之名的小罗氏，也曾经是勉强可以比肩其中的类似存在。
而在分藩之内，则是某种程度上复古了周礼的诸侯之制：除了格局和等阶最小的士藩之外。
作为公、侯、伯、子、男之下诸侯之属：亦有，上中下卿三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士大夫，共九等制，作为臣下的等秩和位阶。
如果领地够大的话，再分设左右尊卑之别。比同大唐国中的流内九品上下阶的官身和待遇，然后以此为基础和前提，担任各级管领代官之职。
因此，通常在藩下又别设家宰和数名管领、管代为代表的，分别进行族内和领下事务的日常运作管理的，家臣和代官内外两套体系。
如果地盘足够大而藩务繁忙的话，在家宰和管领之外，又有衍生出家老和元宿的级别，作为族长兼藩主的辅佐和訾议，或又是坐镇一方，或又负责当度方面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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