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目前也只能充当一下驻防地附近的治防任务，或是在短距离内的调防和移驻，来防堵贼势的进一步流窜和扩散；然后慢慢聚集和整顿其中可战之士，而为行在组织出一只可以大用劲旅来。
但如果大本营坚持要强令他们，继续南下平叛作战到岭外的话；只怕淮南行营旧部在半途溃散不可收拾的前车之鉴，又会遭此不断重演了。
至于一东一西互为国朝两大犄角的淮军和蜀军，却是有着万万不能轻举妄动的理由和现实需要；
蜀军如今被分为东西两路，一方面需要镇压蜀地的局面，而继续榨取出人力物力来，确保河南一线北伐将士的输供所需；另一方面则要在关内对那些西军继续保持压力，而监督他们能够履行对国朝的承诺；最不济也要确保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法挑出来给国朝添乱。
至于淮军，则需要他们有足够力量来镇压河北的局面，而威慑东海三藩和盘踞在平卢道的北朝残党；至少那个在名义上易帜，而实际依旧掌握和割据河北腹地的张邦昌，是万万不能再让他有反复的机会；
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他也多少是变相默许和坐视了，淮镇对新罗藩的这次应邀用兵；在他麾下的部分幕僚看来，这其中虽然有所擅专之嫌，却也是一种为国朝张扬声势与外藩，变相宣称大梁尚。
有足够余力的手段和行事才对。
于是，这七除八扣下来，大本营可以动用的直属力量，居然就只剩下正在围剿云梦贼军的殿前军和御营军数部了。
更糟糕的是，江宁行在和大本营发现自己在财政上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或者说是虽然行在掌握的账面上，还有相当数量的钱财和物资的储备，但在各方面用途更多而泼水一般的花费下，眼看就撑不了多久了。
要知道，国朝历代为了北伐而积存下来的封椿钱，还有三代幕府省下来的财政积余；都早已经在初次北伐的过程和善后中被消耗一空了；
而到了二次北伐的时候，为满足前方的需要，更是接二连三的狠狠压榨过岭外各道的地方财力和资源，甚至把主意都打到了那些海藩诸侯身上，这才勉强满足了战事需要，而将占据上风的局面维持下来，直到北朝终于宣告覆灭和崩溃。
以至于，现今的主要财政来源和大项，基本都是靠以新占领的岭内江南诸道和中原之地，的各种预期权益和职位做担保，而大肆发行官债和远期兑票来维持的。
而岭外发生变乱和梅岭为乱党所据，导致一直以来的陆路输送就此断绝，而在江宁行在掌握的财政支出和物资分配上，顿时拉出了一个大缺口；
而广府的沦陷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恶果，连带江宁行在继续以朝廷的权威和国家名义，采取紧急措施或是特别手段，从岭外获得钱粮和资源的可能性，都就此被破坏和打断了；
也只剩海路上尚未卷入叛乱的东江道等沿海州县，还在继续遵循朝廷号令的惯性，而陆陆续续维持着数量有限的输送项目。
可是军前的各种粮饷物用，岭内各道众多官吏的俸禄，地方上的维持所费，可都要继续支给和调剂的。只要稍稍拖欠和或是延迟，只怕都会生出更多的变乱和意外来的。
这场叛乱，可谓是正当其时而卡在了江宁行在，正当前师未还而后力不继的关键和要害之上了。
以至于他发现短时之内，除了口头上的声讨和下令将这些乱臣贼子处以夷三族之刑，并号召岭外各道的忠臣义士踊跃讨伐之外，自己这边就基本上做不了更多的事情；
难道真的要继续动用淮镇的力量，至少包括那只河南别遣军在内，在淮北道的境内至少还有五个军序；但这也意味着在如今北面军力空虚的情况下，给予对方更多就此坐大的机会；
毕竟，打起战来同样是要酬功论赏的，他对于淮军的战斗力并不缺乏信心；但是如今的行在和大本营，也已经拿不出更多的犒赏和补给的钱粮来了。
能够用来酬赏的，就只有掌握国朝大一名分之下的官职权位和划分管辖之属了；但是这样的东西还要考虑全盘的大局和各方面权衡之道，可不是多多益善就好的。
就像他下令北伐各军相继退往荆湖北路、山南东道就食一般；这也意味着这些新占据未久地方上的钱粮赋税，都不复为朝廷所资用了；时间一长不但有藩镇化之虞，还会造成当地人心和统治效率上负面影响。
毕竟，有淮镇这么一个特殊时期的权宜之策就已经够了，再让它继续变相做大下去绝非好事，也辜负和偏离了国朝一贯想树立的榜样和典型。
一时之间，一贯善于决断的监国，也不免陷入了犹豫和纠结当中。然而一旦想到了那些叛党还继续盘踞在广府，而阻断内外乃至夺权地方，他就不免又心急如焚起来了。
至少，相比日后一个可能尾大不掉而需要慢慢收拾的淮镇，身为世代执政的幕府一族，就此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才是眼下最迫切也是最可怕的事情了。
每在这里耽误一天时间，就意味这那些贼子有多得一天应对和准备的时间，也意味着日后讨伐的困难和阻力。
这时候，外间却是再次送进来一份，来自枢要五房在淮北道眼线的密奏，不由让监国眉头紧缩起来。
“布政司下录事参军，举告淮北留后暗自收容北唐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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