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各自主要驻地和就食之所，分别在当涂、芜湖和六合三县，以半年一次轮流差遣两营部队，到江宁城中负责值守外郭诸门之要。
此外江宁外郭之内，还有大概隶属于文官系统——江宁尹麾下的五个营陪都防军，不过在训练和装备上，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据说除了弹压市面和维持秩序之外，就算是在当初江宁府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也没有人指望过他们的战斗力。
最后，石头城的别宫里，尚有数百到一千规模的，各色班直所构成的离宫卫士，他们直接听令的对象则是当地的宫苑总监梁静贤。也是我需要格外关注的一个对象，毕竟，亲迎之礼就将在石头城的行在内举办的。
相比之下，更值得我注意的则是国朝在当地的强力机构和情治部门。
毕竟，作为一个有志于改天换地的野心家和体制下潜在造反势力的领头人，我怎么可能对国朝的密谍情报系统及其手段和对策，没有相应的了解和准备呢。
事实上光是在每年在淮镇境内出过意外，又能够确认身份的可疑人等，没有上百也有好几十例，不过更多的时候都是掌握了身份之后，就干脆放在明处反监控起来以安人心而已。
所以我南下之后，对于可能要面对和接触到的国朝密探组织，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
其中处于金字塔最顶端，最为精干也行动力最强的，无疑就是与御庭卫士一起直接向幕府当主负责的四海卫了。
他们可以参与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在，刺察的权限也很广泛；但是似乎因为相对人数少而精，而通常只出现在一些事关军国机要的重大事件和关键领域当中。
比如在一些领兵大将和封疆重臣身边，按插上数量不等的四海卫，是历朝历代最常见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也许监控者和对象相处到死，可能都没有机会暴露/察觉身份的。
其次是其中名声不显，但是存在感最为广泛的，则是归属在朝廷体制内的正式组织——五房判事官，又称枢机五房，直接沿袭自前朝大唐全盛时代的体制，有着严密而相互制衡的分工体制；
其中具体分列有兵、礼、户、刑、吏五科，以大判事、判事官总览其务。
以兵科挂在卫尉卿名下，对口枢密院的军监司和边戎处，主对外征防敌刺和战情探查，平时受总参事府参调遣，战时派遣至各行司、军镇一级协助。
户科以司农寺为掩护，对口监理户部，核查天下户口民籍，财税流通，与管理国库的太府寺下稽核局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日常对口三司使而行使职权。
吏科挂在御史台名下，检查百官德行阴私，对皇帝和御使大夫负责，并受御使台调遣。
礼科挂在鸿胪寺名下，主日常对域和藩国差遣各种密谍、暗间，对皇帝和尚书省左仆射负责。
刑科挂在大理寺名下，主国中防间查谍，以及造反谋逆等重罪之属，也有协理刑部监察江湖会党，游侠人士，对皇帝和尚书省右仆射负责。
另有工事房，主器械、训练、研制、营地、杂务管理，上述五房的人员选配，在前朝大唐的时代，是直接对皇帝和总参事府负责。
而到了南朝大梁鼎立之后之后，则改名为五房判事，归属于了幕府领下的御庭会议和政事堂的二元体制双重下辖。也是正式编制最为庞大而分工明确详尽的一个综合情治部门，而具体人数和下属设置，在历朝历代有所侧重而发生添减变化；
目前大约维持的员额，模糊估计有一万两千到三万五千之间不等；主要是因为是吃皇粮的正式编制，其中应该还有不少已经成为勋贵和荫官子弟，所窃据的空头衔和虚位了；再加上国朝的财计紧张，恐怕已经没有那么多实质干事的在编人员了。
而在目前国朝的形势需要下，主要人员和资源都应当是侧重和集中在了兵（北伐平叛），吏（朝党纷争）、礼（海外藩务）三房为主。
事实上，我手下收容的情治人员当中，也有少数其实是来自于这些，被裁撤了基层人员和废并了相应职能的次要部门当中。
此外还有一些隶属部寺监下辖，在专业领域内拥有类似职能的中低层调查机构，比如京兆尹的左右军巡院，军造总监管下的内察人员，海兵总署和水师的纠检队什么的；不是职权范围过于狭窄，就是编制相当有限，也实在不成什么气候和规模了。
于是最后算下来，反而是武德司这种分布在都亟重地和大城望要之邑，只对国内侦闻中下层民间消息，明显属于二流的情治侦闻组织；
因为吸收了大梁良莠不齐的外围耳目和下线人员，而导致被诟病最多、深以为患的各种扰民和公器私用的例子；反而成为了明面上最为臭名昭著，也令人望而生畏，貌似最有威慑力的存在了。
因此我到了江宁方面，主要可能面对的也是这几方面的力量；
在这种思绪当中，我再次看到雄踞在奔流的大江之畔，高耸宽大的江宁城墙，以及城外新簇立起来的迎接牌坊；比起之前那些用竹木临时搭建的彩楼、彩棚，这座用雪花条石构筑而成的石牌坊，无疑更显得高大上的多。
牌坊下的鼓吹班子也变成了演奏起《大雅》、《韶乐》、《怀庆》，一色绯衣乌云履朝天冠，正儿八经太常寺清商署的均平班和燕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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