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青徐之地也是历朝历代，南北反复争夺攻守胜势的焦点和四战之地，因而直取徐州也是堂堂正正进军，毫无投机花巧和回避手段的阳谋之略。
只是这个打的热火朝天的大战场，暂时还没有我们的份。
按照前沿军行司给我们的唯一指令，就是战区外机动游弋，待机阻截山（南）东道过来的别镇援应和北朝偏师，如果遇到难以力敌的大队人马，则据要牵制和拖延，避免影响到正面战场的布局和变数。
似乎失业网担心我们又一次独走，擅自追击过境，连机动防御和击敌追缴的范围都规定下来，只许向西线的陈州和北接的宋州有所动作。
虽然令人有些灰心丧气无趣得紧，但好歹通过用正编。辅军、散卒三序搭配组合，分成若干部的轮流行动，在各种拉练和度强度战斗中，磨练出更多的默契度来。
副将辛稼轩、将虞候赵隆、参事官陆务观等人，也被我一一打发出去作为监理官，随这些临时混编部队一起行动，之前随大队行事时，我独断专行下的居多，倒是没有多少他们发挥和表现的余地了，也乘机混熟基层，接接地气。
而留在驻地的我，也不是随便就气妥，甘于平凡寂寞的人，既然短期内正面战场上难有建树了，那我就干脆别出蹊径在别处另想出路，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郑艇哪里的随军商团，却给我送来了一些利好的消息。
然后我专门沉下心来，一边历练部队，一边通过指示和影响后方的驻留商队，与那些二三线的友军，做起互通有无的生意来，连我部的几个主官，相应的人脉关系渊源，也被充分利用起来。
对于这一点，除了出身优越的陆务观，以不务正业之嫌而持有保留态度外，包括辛稼轩、赵隆在内其他人倒是坦然接受了从中有所出力，并且因此受益的结果。
其中最意外的是，将虞候赵隆因此私下突然来找我，很有些掏心窝子的说了一番宽慰我的肺腑之言：
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没有必要介意太多。身为一军之长，既不私下谋求进益，也不聚敛财帛于私囊，凡有好处尽散与部下，这在开国鼎业的时期，足以成为一时人臣、军家的表率，但在格局已成的承平知世，就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就算是在大梁成百上千的军将中，我这种类型也可以说是过于反常的异类了，至少我还有个藩家的背景，有足够的底气和本钱，可以不惜代价来打造名声，但过于爱惜羽毛的结果，则很容易不见容于上司、同僚之间。
史上也只有那些背景靠山，都极为硬朗的特殊人物，才能不在乎这些杂音和物议，自行其是闯出一番天地来，而对于我来说，则是有些刚则以催的道理。
对于我哪怕自己私下弄脏手，也不愿意让他们违背武人的底限和良知，令部下染上恶习和沾上无辜之血的做法，很有些感动云云。
而他之前就是因为长期没能明白这些变通的道理，而将心思一直扑在行伍之上，这才在军伍仕途中很有些坎坷，白白浪费了提携和厚爱，如今他辗转到了我的麾下，也很珍惜这个机缘和前景，自然希望能够跟随我走的更远一些。
对此，尽管满是你其实拿错剧本会错意的内心吐糟，我也只能是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姿态来，感谢他的关心与信重。
相比之下，第三营都尉崔邦弼，则显出更多积极参与的热情，主动请命接下来了这个对外联络人的职责。
而且在我提出，这些收益将拿出部分来建立一个战地救济基金，用来未那些伤残和阵亡的将士，及其关系人等提供某种相应标准的安置和抚恤，日常由辛稼轩负责维持运作，赵隆负责监理其用途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自惜羽毛的陆务观，也没有明面上继续反对的理由了。
这样，我的内部一个用利益纽带维系起来，带有个人色彩的关系网络，就此初见雏形了。
由于有夷洲——婆罗洲联合船团做底气，我们经手的范围也很广阔，从受管制的辎重军械，到日常的粮秣草料，乃至当地捕亡的人口，都可以作为交易的对象。
南朝供军素来从宽，再加上东南海路顺畅，正当风潮的季节，是以各路人马以报损为名，暗中倒卖军淄者为数不少，然后以补足所用的理由，再到地方去抢掠一番，还可以再多拿一份钱进私囊。
是以前方将士固然为了功劳和奖赏，各种浴血拼杀奋勇向前，统领她们的将领们，也多半是乘机上下其手，各般广开财源捞得盆满钵满的，至于那些地方士民百姓的感受，基本就没有人会去考虑的，那是日后国朝任命下来的那些地方官员的事情。
他们首要考虑的是喂饱自己的部下，顺便将自家私囊塞满，接着北伐的东风，为自己将来多打算谋划一些底子，才是正理。
因此，虽然我不用像他们吃相那么难看和不择手段，但是光靠间接遥控带来的辎重大队和军从商团，和这些前线部队做生意，依旧是做的风生水起不亦乐乎的。
作为我的私家代表，前人贩子郑艇他们，甚至借机趁热打铁，与位于润州的东南路后军置制使程煊打上了关系，用至少三分之一抽成的私下利益输送，直接将这位后方粮台要员，直接砸成了某种变相的保护伞。
因此，我家的随军商家，是以后方粮台大使特委，地方军需采办人的身份，与那些友邻官军进行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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