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期进士，也是有明一代，人才济济的一期。
薛德温虽然在官职上最高只做到了礼部尚书，但是其人是继曹端之后一代儒学大家，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
在思想上，此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对朱瞻基重商轻儒，扶持真理教颇为不满。认为重商引发民众趋利，轻儒导致民风败坏。
在为官方面，他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在民间官声颇佳。
作为明代有名的理学大师，薛瑄推崇程朱理学。
不过他虽然在思想上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
为了对抗道教和佛教，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近年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
而且他还创立了儒家实学，发表了“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以及“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的言论。
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论：“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
“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
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
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不过，因为朱瞻基重视真理教，只将儒学作为思想奠基，所以薛瑄这一生，总的来说是不尽如人意的。
他在晚年掀起了儒家正宗之说，批判真理教学术只能为用，不能为体，“体应大于用”之说，在民间引起了不少学术之争。
如果仅仅在学术上进行辩论，朱瞻基能够忍他，因为朱瞻基很清楚，薛瑄说的是对的。
真理教实际上就是应用科学，应用科学可以发展经济，却不能充实人心。
大明想要长久稳定，离不开儒家的学术影响。
但是儒学可以为体，却不能为用，真要以儒学为用，大明又会走上历史的老路。
所以薛瑄将学术之争，引到官场之上，并且人为地对不同官员进行派系划分，这就是朱瞻基不能接受的。
正统三十七年，朱瞻基将他削职为民，赶回了老家，让他在老家著书立言。
薛瑄的削官，也代表着儒学在朝廷的大溃败，从此以后，所有官员以专业为主，只有礼部依旧属于是儒家的大本营。
礼部把持儒学，以教育为发展根源，这也是符合大明利益的。
所有的孩子，从小应该学习儒家，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畏惧，忠君爱国，并且有大一统思想的奠基。
孩子们从小学习儒家思想，长大了再学习专业知识，小时候丰体，长大了擅用，才是真正的人才。
在后世，儒家思想被完全认为是封建糟泊，只会导致民风败坏，无所畏惧。
听到胡远胜这样说，苏良嗤笑说道：“我虽然在西洲，却也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只是不知，这与你进入通政司当差有何干系？难道是因为他死了，你才敢投笔从戎？”
“你……”胡远胜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当初陛下对你惩罚太轻，就该挖了你的舌头，看你还能不能口出狂言！”
苏良也觉得失言，不该如此讽刺对方。他本来是想跟对方缓和关系，而不是与对方再结下深仇大恨。
但是让他跟对方道歉他又做不到，只能生硬地抱了抱拳，给自己来了一嘴巴。
这一幕引的胡远胜忍不住冷笑起来，不过心里明白，这已经是对方在表示歉意了。
虽然恨意未消，但是为了朝廷大事，他也只能忍了下来。“我们说正事吧！”
苏良点了点头，抱拳问道：“为何找我？”
胡远胜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四周打量了一番，才回到了苏良的身边坐下。“虽然通政司在西洲有独立的系统，但是这些年一直处于明面，也不知道被两家王府腐蚀了多深。所以现在即便是想要打探消息，也不敢打草惊蛇。如今的西洲，只有直属朝廷的黄金城值得信赖，就连曹国公府，也不敢全信。你们苏家小事糊涂，大事还是把持的住的。所以，用你们苏家的人来打探消息，是上面做出来的决定。”
“咨情司呢？”
“咨情司的人当然也要用，不过陛下可没有从大明来调兵来西洲的想法。”
苏良这一下明白了过来，朝廷这是不想撕破脸皮，通过苏家来调查，也只是为了从侧面证实一下通政司和咨情司这两条线路上这些年有没有被两家王府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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