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次南侵失败后，多尔衮此时的困境就已经注定。
解决方法只有一个。
向原本不交税的士绅们收税。
这个命令在刚刚经历了一场动荡的北京城内，在那些刚刚被抄家吓住的朝中文官里面，并没有遭遇太激烈的抵抗。毕竟冯铨等人被抄家的悲剧刚过去没几天，而且在这一点上多尔衮获得了八旗上下一致支持，和四阿哥一样，他这是通过抢汉人士绅来养活八旗，八旗当然会支持了。至于推行的地方上会如何，至少暂时还没有出现，毕竟这项命令在北直隶和山东的咱大清控制区落实也需要时间，而且这时候还没到收税的时候。
遭到抵制是必然的。
四阿哥时候都有人怂恿岳钟琪造反了，他这时候就更别说了，但好在多尔衮手下的军队也有屠刀，而且那些士绅也找不到圣主明君可投……
这真悲哀。
就像水太凉说的，天下之大，何处有明君？
就这样咱大清也加入对士绅收税的行列中。
杨庆对士绅收税。
多尔衮对士绅也收税。
李自成直接把士绅这个阶层丛他的地盘上剔除了。
中华大地上就剩下桂王和张献忠还有金声桓对士绅免税。
桂王的财政依靠海外贸易，他那里其实已经开始脱离封建时代，他那里现在玩的很先进，他那里玩的是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他的官员头脑更先进，而是因为桂王根本没有什么权力。他那里说白了就是个同盟，不想交税的两广士绅，被杨庆赶出湖广的左良玉旧部，不想被杨庆赶去开荒的靖江王家族的同盟。
桂王就是个摆设。
他的话在广州城内勉强好使，出了广州得看各地士绅是不是搭理。
杨庆喊口号限制君权，但桂王那里根本没有君权，两广士绅在这种可以说完全放纵的环境里，依靠着野蛮生长，迅速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尽管亩产很高，但绝大多数都是山区这种农业上天然的劣势，让两广的士绅更加重视工商业，而和鬼佬们关系上更亲密，也让欧洲的政治制度开始影响他们。现在杨庆的南洋公司，在海上最主要竞争者之一，就是全面放开沿海港口后，蜂拥南下的两广海商，甚至后者已经开始在海上袭击南洋公司的商船。
也包括和福建士绅勾结玩沿海的走私。
佛山钢铁业突飞猛进。
广州纺织业兴旺发达。
广西茶园蜂拥而上。
自由资本主义的威力正在两广开始释放，当然，繁荣的另一面，被压榨出最后一滴血汗的奴工同样也已经出现。广州的水力纺织作坊里面那些女工每天至少工作十八小时，粤北的铁矿里，十三四岁的童工推着沉重小车的情景已经随处可见，他们的血汗换来的，仅仅是勉强果腹的食物。就连类似羊吃人的情况都出现，不过不是羊吃人，而是蚕吃人，糖吃人。为了增加丝绸和蔗糖产量，两广士绅不断逼迫自己的佃户把良田改种甘蔗和桑树，然后用出口的收入在东南亚尤其是越南购买大米，回来用米价再一次压榨一遍。
古老的剥削方式正逐渐在两广被淘汰，而新的剥削方式正在崛起，对于两广的贫民来说……
他们真还不如过去。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正在两广血淋淋地上演着。
极富与极贫比邻而居。
广州城内日渐繁华的商业区和珠江岸边一天天增加的纺织作坊的另一边，贫民窟里几乎两头不见太阳的工人们，拥挤在贫穷的泥沼，每天用来果腹的可能仅仅是几个地瓜，而且得用血汗去换……
顺便说一句。
大明的第一座殖民地已经建立。
但不是杨庆这个穿越者建立起来的，而是两广的海商以抢占方式，硬生生从真腊王手中夺取，位置就在河仙，也就是原本历史上不愿意忍受咱大清统治，举族南迁的莫玖所建立的港口国所在地。两广海商在这里建立起大明第一座海外殖民地，用于作为南洋贸易的中转站，甚至在河仙由葡萄牙人设计建立起一座棱堡。
那里也是一座自由港。
话说第一次得到这个消息时候杨庆都有些忧伤了，身为穿越者他居然被一群土著给超越了。
至于剩下的张献忠那里依然维持着古老的秩序，而且秩序良好，毕竟他有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国，这片土地不打仗没有过不好的。士绅虽然不交税，但盐业是他控制，和李自成之间的贸易是他控制，更别说还有三峡剑阁等关卡的税收，而且他的军队也在屯田，仅靠这些就足够让他日子过得很舒服了。
老百姓过得也还可以。
虽然土地还是士绅掌握，但四川终究不是江南，有大量荒地可以去开垦，张献忠又鼓励垦荒，所以自耕农数量多，而这一点又迫使士绅少量降低地租以留住佃户。
当然，关键是粮食产量高。
成都平原的都江堰灌溉区，粮食亩产和江浙水田没有区别，哪怕七成地租，佃户一年收入仍旧可以保证能吃饱。五六石乃至超过七石的亩产，哪怕七成地租，佃户仍旧能够每亩剩下三四百斤，就算谷得脱壳，那也是近三百斤米，只要没有苛捐杂税，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租十亩地就完全能勉强养活全家，这和北方那些亩产一石的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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