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沈哲子自己都没有觉得，随着他权位越高，即便不刻意作态维持，但喜怒越来越不形显于外，也给麾下众将们带来更大压力。不要说郭诵等将领，就连家中沈牧、沈云等堂兄弟们，在见面对答时仍是亲近不足，敬畏有余。
比如今次河北之战，沈哲子大力提拔谢艾、萧元东等年轻将领，被淮南军上下视作青壮崛起、取代老将的一个迹象。沈哲子的意图的确是重用青壮将领，但远未达到取代老将的那种程度。
年轻人更有锐气，更不乏日后会有更多像谢艾那种富于才略的新人加入，而且这种从微到显的提拔，更利于树立沈哲子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所谓王命。但老将们的经验同样是一笔宝贵财富，最起码在彻底解决河北石虎之前，沈哲子仍然需要他们在一线奋战。
但是由于彼此乏于沟通，旁人难免过分解读沈哲子的意图，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会意。韩晃等将领们更加卖力搏功，甚至不惜犯险。路永等稍显疏远的，则有意识的保守起来，大概在谋求一个善始善终，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尤其在淮南军屡创殊功、沈哲子越来越明显将要执掌徐州，稍后河洛司州也将入手，整个淮南系势力将会急剧膨胀的情况下，这给淮南军上下造成了一种微妙的对立气氛。
甚至此前在营中，就有年轻将领公然讥笑郭诵老不堪用，围困虎牢数月之久，居然不得寸进，丝毫没有意识到，若非郭诵在此将河洛之敌完全阻隔在外，淮南军岂能心无旁骛东进与河北石堪对战！
沈哲子从来不是凉薄之人，尽管这当中也不乏功利的考量，任何能够予他帮助的人，他都愿意予以善待。更何况淮南立镇最初，如果没有郭诵等宿将的辛苦维持，淮南军难以壮大到如今这一步。
而且淮南军从来都不是执着于在存量上做文章，始终在发展壮大，前景越来越广阔，也根本无需让老人给新人腾位置，能够给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安排一个远大前途。
郭诵应该也是对淮南军中当下所弥漫的这种气氛有所感触，纵有什么想法都难以启齿。或是自尊作祟，不愿自己成为一个要靠旧谊才能保全得位的幸进之人，因此不愿入见以旧情相感。又或者担心对其人的处罚或会坐实关于取代老将的传言，加剧军中这种新旧对立的气氛。
无论其人心中何种想法，这让沈哲子意识到，他最近这几年的确是过分专注于功业的博取、势力的壮大，而忽略了对人情的维持。以至于此前有许多本可轻松坐谈便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变得不好开口。
虽然个人际遇的变迁，往往会带来人情的亲疏变化，但这并不是一个必然。此前沈哲子也曾迷信于什么太上无情，上位者该有下位者的尊严，不该与下属有太过复杂纠葛的人情关系。
但是随着他日渐走到这一步，并不觉得这是必须的，甚至太过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反而是有害的。
无论上位、下位，在位者总还是人，是人就会难免人情的牵绊。当人情剔除后，人与人的联系就会固化成单纯的上下级，这种看似纯粹的一维连接其实太脆弱，哪怕是加上忠义之类的礼教枷锁，仍然难以长久维持。
而且在这一个连接构架中，并不只有上下这一种连接方式，还有左右。人的天性就是规避风险，哪怕这个风险只存在于自己的假想，当上下关系变得纯粹单薄时，必然会倾向于左右的连接而加固自己的位置。
这种理论，放在现实中那就是彼此串联、拉帮结伙，团结成为一个一个小团体。沈哲子本身就是在靠政斗起家，这样的模式简直太熟悉。
的确，战场上的高歌猛进能够带来广阔的前景，在这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即便有什么内部矛盾，都能被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所掩盖下去。但它们并不是不存在的，一旦这种扩张步伐放缓，矛盾很快就会暴露出来，继而激化。
羯国的覆亡、包括后来历史上前秦的崩溃，无不验证这种道理。所以沈哲子宁愿进一步、停一步，消化所得，调整内部，也不愿操之过急，强求短期内扫荡四野八荒。
淮南军眼下情况，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迹象。黎阳大捷这种阶段性的胜利，让上下将士人心都变得浮躁起来。年轻将领们或还单纯一些，他们只是专注于求进。至于那些老将们，已经或多或少都暴露出来一些问题。
郭诵的隐忍，韩晃的冒进，路永的自晦，还有曹纳、徐茂等因为自己出身徐州的条件，近来也在频频接触徐州军头们，争取他们支持沈哲子入主徐州，以此来稳固自己的位置，不想半途被刷下。
这倒不是说老将们心思更加复杂，而的确是人生阅历更丰富所致。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只要他们与沈哲子稍作交流，便会明白那种忧虑大可不必。但是如果上下级关系过于明确，这种公事之外的私计，根本就没有机会讲出口来。
所以，人情的保持就在于润化这个组织结构，给问题提供另一个解决渠道。凡事明于典章，棱角分明，自然难免碰撞。
沈哲子将郭诵扶入席中，暂且不提其人罪过，转而望着郭诵笑语道：“人力实在有限，公私实在难作两顾。这几年府下事务良多，即便有诸贤分劳，我也真是渐渐寡于人情。譬如今次家事催人，我也真想从速定乱，疾驰归家。但大军十数万、生民百数万，俱因我之一念盘桓于此，不敢有负，也只能薄于家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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