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行台北伐、西征各项军事行动始终没有停止，但此一类的兵事却多只发生在远在黄河之北或者潼关以西，江东本土完全无受影响。
当然也并不是说江东本土便全无戈事，类似会稽南部的山越、江州所在的傒蛮，仍然偶有骚乱发生，但是规模俱都不大，也根本没有扩散的趋势，便被各地守备的郡兵们给扑灭。
随着江北郡县日渐平稳，多有侨民分批回迁，也让民间各种侨土纠纷越来越少。以沈氏为首的吴乡豪强们放免荫户、奴婢风潮也持久不息，这些人口被放免之后，又让地方郡县凭添众多垦荒的劳动力，地方上的经营越来越有成效。
这种地方事务的进步，江州的郡县反而将原本江东核心的三吴地区甩在了身后，这也是因为原本三吴之地开发便远远高于江州，如今江州后起发力，仍在奋力追赶。
所谓府库盈实，户有余粮。有了稳定的生存环境，又有大片荒田可供开垦，生民自然不惜体力，耕织勤勉，乐颂盛世。像是往年那种成群结队的流民风潮，已经渐渐绝迹于江东。
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增加政绩，但又没有众多的亡户可供招抚，难免要将主意打到那些山野之间的蛮夷之众身上。将那些人众驱赶出山野，教以耕织，编户入籍。
久乱之后，生民更知和平稳定的可贵，对于各种纷乱事迹更是深恶痛绝。即便是乡境之内有豪强不忿王法越来越严谨苛刻，损害他们乡资众多，但也根本就煽动不起来民乱。
即便是偶有此类纷乱发生，甚至不待朝廷反应过来、调集兵众平叛，便不乏乡人直接将这些作乱乡豪检举扑杀。倒不是因为这些乡民更加的恭谨知礼，只是担心这些乡豪将他们久盼之下、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打破。
如是一种局面，即便是台城内有人不甘寂寞、想要以匡扶朝纲大义之名来振奋皇权威严，加强中枢权威而与洛阳行台角力，也根本就乏人相应。
这一类的人事暂且不论忠奸如何，最起码的一点他们连皇帝那一关都过不了。
洛阳行台创建最初一两年的时间里，不是没有人上书，谏言沈大将军势位过甚，强枝凌干，特别吴人出身的体格，未必能够获得北方时流的拥戴，建议朝廷还是需要再选任侨门贤才共领北伐事务。
这一类的谏言且不论意图所在，最起码一点现实的障碍就做不到，那就是江东政变后，几家侨门深涉其中，但凡稍具才力者几乎无有幸免，也根本就挑不出来能够与沈大将军共同分担北伐事务的人选来。
而这其中还有最重要一点，那就是皇帝的表态：“朕与梁公，私情以论，亲戚手足。在公而言，朕非厚德之主，屡有兵祸干阙，梁公数扶鼎业危亡动荡，擎国器于尘埃。古来贤臣，未过此数。当世之内，人臣之贤无过中兴诸人，朕之德力亦远逊先帝。先帝择梁公于微末，嘉赏重托，遂使社稷兴复达于中兴群贤难及之功。事实俱在，无由人非。朕非刚愎之主，亦难忍此类以谏言奸之论！”
就连皇帝都如此旗帜鲜明的表示对梁公的支持，甚至不惜搬出肃祖，群臣即便还有什么遐思异议，便也都不敢搬在明面上去宣说讨论。
只是私下里仍然不乏人作忧国忧民状，叹息此世本就不是王道昌盛的世道，此前便数有权臣凌越君主权威之上，到如今梁公沈维周更是加倍，恃亲恃恩恃功恃众恃才恃望，本身便已经达到历代权臣都没有达到的地步，如今皇帝又晦于见识，强阻言路。
日后即便北伐功成，梁公也比羽翼更丰，待到鹰狼姿态毕露，天下更加无人可制吴儿。
此一类的言论，皇帝不是没有听闻，而其私下里也有向亲近之人坦露心迹的时刻。
“朕虽然不是雄才英断之主，但侥幸也有一二中人的材质。有识之士都能望见的前势，朕又怎么可能不知？自古以来鼎位更迭，本就不是始于本朝故事。当中凶险悲怆，让人不敢深思，大概德力俱不相配，天命岂能固守？”
皇帝亲近之人本也不多，能够听到他这一番叹言的，无非卫皇后等寥寥几人：“后汉之延，三国并立，或有英流才士事迹可夸，无非暴虐世道、加害生民而已。世祖所以得国，概有其因，然则及后德行渐衰，诸宗亲所为，更无丝毫怀念社稷。天恩走转，祸于家门不止，更覆及天下苍生。”
“诸夏未有之大祸生我家门之内，朕也非昏聩顽固之人，又岂敢再以德行自美。况中宗所以得位，本就立于人情苟且之际，无功无德可以彪炳于籍。我父因有雄才伟力，才能攒聚国势人情不崩。但朕却实在无有此等志力，顺承此位，冲幼之际便遭殃不断，历事越久，又怎么会不知鼎位之重，孤弱难撑的道理？”
每每讲到这里，皇帝眉目之间却少有悲愤，可见自幼以来种种遭遇也让他越来越认清了现实：“世事真是欠于公允，朕本来就乏于志力，却无奈生于此家。我家姊夫才力、气概俱是优异之选，偏偏生长于吴乡偏远之地。人或谓其鹰狼不远，这又何尝不是世道当然之事？”
“朕之往年，先受大舅摆布，后受母后斥教，未尝能有一日自主。就算如今再入于姊夫指掌，也不过只是旧俗常态罢了。世道余子讥我讽我，其中又有几人可以身捐难？朕非不爱大位，不爱祖业，无奈根基败坏，天眷早失，革鼎之患，不始于朕，祖宗有灵，也不会以此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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