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江东，佛教仍然没有摆脱玄学附庸的尴尬处境，并不具备独立成教的影响力和实力。最起码沈哲子在吴中乡间，并不怎么见到有多少佛教徒，此时大约还仅仅只是上层社会一股风潮。
坐在露台上的那位高僧竺法深，面貌清癯，衣着并不是沈哲子所熟悉后世那种僧衣袈裟，而仅仅只是时服素衣，只是头顶受戒而已。时下僧人之姓随师而行，若承天竺者则以“竺”为姓，若承月支者，则以“支”为姓。至于佛教徒以“释”为姓，则要到稍晚一些的高僧道安才有此议。
此时竺法深在楼上所讲的内容，也并不是沈哲子有了解的经文，而是时下影响力颇大的《放光般若经》。至于佛教比较重要、倡导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为佛的《法华经》，现在压根还没有翻译过来。
虽然不曾接触过这经文，但听那竺法深讲起其中的经义，又不怎么觉得艰深难懂。甚至其中的一些观点，与时下玄学中的一些理论颇多吻合之处，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于讲到玄虚幻灭的感觉，较之玄学理论还要更进一步，有种让人诸事放低、此心死寂的感想。
这倒也并不出奇，时下般若学本就与玄学颇多类似。而这竺法深用玄学的理论去诠释佛教的观点，本就是佛教本土化的重要手段，名为格义，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如今上流社会对于佛教学说的追捧，除了其较之玄学更为务虚、教人逃避现实之外，学术上比较明显的追求便是借助佛教般若说，对于玄学发展加以推动。
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已经达到一个顶点，时下清谈名士们终日侃侃而谈，所言者其实不过仅仅只是前人牙慧而已。以至于渡江之后，王导清谈只言“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全都是西晋旧题。
可是高僧支道林却能对《庄子》中的“逍遥游”引用佛理，阐发出新意来，一时为时人所重，推为大贤。
玄学引用佛学焕发出新的生机，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前提，时下士族人家对于佛学加以推崇追捧，便不难理解。
听了片刻竺法深的讲义，沈哲子便乏甚意趣。后世那种已经完全本土化，打磨圆润成熟的佛教理论，他都感觉味同嚼蜡，并不认同。至于竺法深所讲的玄、佛掺杂的夹生佛法，本身便流于玄虚幻灭，破除一切实体的荒诞狭隘，他自然更加听不下去。
庾条本身并不信佛，反而是天师道的积箓道官，初时不甚在意，可是细听了片刻后，竟然渐渐入迷，似乎极有感触。
沈哲子见状便起身，才发现那个侍女云脂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他也并不在意，举步离开这座小楼，于园中信步而行，以打发有些无聊的时间。
此时小楼内外坐满了聆听竺法深讲经的听众，一个个全神贯注似有所感，场面一时间都有些沉凝。
沈哲子这一起身离开，旁人还未感觉到，楼上那坐览全场的竺法深倒是微微错愕，他讲经时听者云集，少见这种听到一半便扬长而去的人，尤其他眼下所讲这一节乃是自己深觉极得佛法精妙之处。
这一愣，讲经声便不免顿了一顿。楼下那些听众正听到妙处，不少人便很敏锐的捕捉到这一点异常，继而转头四顾，便看到沈哲子正离去未远的背影，便忍不住摇头叹息一声，暗道朽木难雕。
庾条也发现了沈哲子离开，连忙起身迎上去，有些诧异地问道：“早先不闻佛法之妙，只道是番人妄诞之语。今日听深公讲经，始觉佛法之真意妙趣。如此精深之理，哲子郎君怎么不闻而去？”
听庾条这么说，沈哲子还没看出来这家伙居然有佛性。只是宗教这个东西他向来都不感冒，无论学说再怎么精妙，不过是对人思想的引导催眠，让人借以慰藉、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但若说到宗教会对人有什么脱胎换骨的教化之功，那也有点言过其实。
北地羯胡信佛的不少，该做的恶一桩都不落。说到底，宗教对人的意义主要还是内心的感受，至于人心里滋生恶念要作恶，却是宗教约束不到的。
南朝宋文帝有言：若是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然而这个世道，佞佛者有之，作恶者更是不知凡几。将人的教化寄托于这种虚妄之说，本身就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想法。人若天性良善，不信神佛亦能睦于乡里，不害于人。至于本身便有诸多虚妄歹念，终生礼佛亦是恶行累累，或还能在佛法中找到为恶之后逃避内心谴责的理由。
沈哲子刚要开口回答庾条，迎面却走来几人，其中一个老者便是戴邈，沈哲子曾在纪氏府上见过一面。至于另几个年轻人，若没猜错的话应是王氏子弟，其中一个带着颇具胡风的风帽，便应是素有风疾的王胡之。
虽然彼此并无多深厚的交情，但既然道左相遇，总要上前去打个招呼，于是沈哲子便站在道旁对戴邈行一礼。
戴邈虽然与侨门过往甚密，但对沈哲子这个吴中俊彦也不能视而不见，于是便微笑着回应，同时介绍了一下身边那几名王氏子弟。带风帽的确为王胡之，至于另外两个则为王彭之、王彪之。这三人同一祖父王正，出入同行倒也正常。
三人之中，王彭之年纪最大，视线在沈哲子身上扫一眼便转向旁处，招呼都懒得打一声，颇有简傲之风，对于庾条同样视而不见。王胡之年纪最小，倒是打量了沈哲子几眼，神色间却流露出不加掩饰的不悦及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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