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样广采众议编录成的《世说》，待到书成之后，便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可想而知会造成怎样的轰动效果和宣传效益。
而且大多数人心内还存私念，担心执笔者不能将自家先辈的篇章描写的生动有趣，有了这一项布置，对这些执笔者也形成了一层约束和警告，让他们不敢马虎敷衍。
所以当沈哲子询问众人此法是否可采时，很快便获得了一致的赞同。诚然那些执笔者会因此而有压力，但如果所书写的篇章能够获得一致的赞许，对他们而言也是极好的褒扬，没有理由会反对。
待到众人通过此论，沈哲子才总算轻松笑了起来。在印刷术还未普及的时下，这是他能想到和做到的最好宣传手段，将这一次编书的影响力放到最大。而在这个编书的过程中，沈园摘星楼也会因此而被赋予展示和臧否的职能，如果挖掘和利用得好，那么所获得的效益要远远高于单纯编著一本《世说新语》。
如果在未来，能够塑造一个不登摘星楼，难以称佳篇的时论风潮，那么沈哲子所获得的收获，简直说是“一代文宗”都不为过！
届时会有大量有志于此的人主动登门来请求一个机会，那么沈家便获得了频频与时下最顶尖的学术交流的机会。到了那时候，谁还能说他家没有家学？
而一旦这种形象竖立起来，一方面可以试着以摘星楼为基础收录书籍，刊行一些能够广泛传播的书籍。而另一方面，沈哲子也可以借助选择力推哪一类思想著作，而发起一场不露痕迹的意识形态斗争。
虽然这件事推行起来会有波折，毕竟这不啻于去瓜分把持在文化高门手中的话语权，但沈哲子觉得凭着这件事可预期的回报，完全值得争上一争。只要他掌握了这个阵地，那么时下那些文化高门在面对他的时候将不再有优势可言！
当然他也不会从一开始就直奔重点，先用《世说新语》这样无涉是非、只谈风雅的文章试试水，借以观察一下各方的反应。收到足够多的反馈之后，才可以决定下一步的步调该如何安排。
不独沈哲子诸多设想，楼内这些年轻人们也不乏心思缜密深远者，略加思忖，便能想明白这件事可操作的价值所在。譬如后汉许氏兄弟所主持的月旦评，虽然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不乏非议，认为私法悖礼，致使谤讪滋生，但其影响之大，也是毋庸置疑。
而摘星楼悬文的巧妙之处在于，对文而不对人，而且只是一个场所，自己本身并不参与唇舌鼓动的品鉴臧否。
一时间席中不乏人心生感慨，这位驸马可是真会玩。
第0494章 温公识鉴
王安期作东海郡守，世乱，令曰：夜不得私行。吏系得一夜行人。王问：“何处来？”云：“自师家受业还，不觉日晚。”吏曰：“鞭乎？”王曰：“鞭挞书生以立威名，恐非致治之本。”释之，并令吏护送其归家。
再好的设想，执行力才是关键。坐言而起行，是沈哲子一贯的风格。当基本的章程规划下来之后，便开始组织人力挑选素材，开始编写，每成一篇，便在楼内传阅起来。
王承作为中兴第一名士，被传颂下来的事迹很多，编写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
其实殷浩说的话是对的，但凡理论，怎么可能没有立场、不置臧否。如果没有立场，混淆了是非，话说再多都是废话。譬如刚刚书成的这一篇，便符合时下主流的价值观，法可权变，令从简约，面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但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如果义释书生是对的，法令对不对？鞭挞书生不是致治之本，那么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么？
沈哲子接过这一篇略作思忖之后，将王承的话作出了些许修改：书生奉师从礼，漏夜私行违禁。礼令相冲，孰为轻重？吾从于礼。
这种事情发生已经在多年之前，到底当时王承说了什么，哪怕是他的儿子王述都不清楚。而沈哲子这么一修改，王承的话已经不再是什么荒诞不经的致治之本之类，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礼法出现冲突时，孰轻孰重？更该依从于哪一个？王承选择了从礼而行，至于阅者那就各有体会。
这样一来，便把禁令的意义给加重了，不再是当面对“书生”这个身份时提都不需要提的东西。
好的引导，不是给人强加一个道德命题的结果，而是要启发人自己去思考。唾手可得的东西，无论是钱财还是美色，乃至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权柄，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珍惜。往往开国的君王比较英明，而后继者每每有昏聩，因为这权力是他命里带来，没有一个奋斗的过程，便也不懂得尊重。
当沈哲子修改的时候，王述便坐在他旁边，看到他修改的结果之后，便说道：“驸马笔调，近似循吏。”
循吏这一个词，虽然带了一个“吏”，但重点还是“循”，是一个美称。司马迁《史记》有“循吏列传”，多记载当时名臣，后世援之。
沈哲子闻言后便笑了笑，将两份文篇摆在王述面前，笑语问道：“那么蓝田侯认为，这两种笔法，何者为优？”
王述听到这话后，不免愣了一愣，略作沉吟后才回答道：“为家而计当择驸马，为父而计应取于前。只是依我来看，此事本不足述。”
听到王述的回答，沈哲子便哈哈一笑，将自己修改的那一篇递给旁人传阅，而原本那一篇则扫入了废纸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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