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地之外，还要管辖大约九井的土地上的农夫，这九井土地上的农夫在战时需要提供一辆战车、三辆辎重车，以及跟随的徒卒凑为周制的一旅，上士在战时的时候就是旅长，而在平时则是地方长官。
管仲改革之后，齐国的军制发生了变化，但是集权之后便是五公子之乱，而且当时集权军制变革的地方也都是临淄附近，梁父并未实行。
梁父城外的这些封地上的民众，随着国野之别的消失，也需要从军。不但要从军，而且因为原本是鲁人的缘故，不但要从军，还要在给封主的封建义务地租之外，还要给国君缴纳什一税。
临淄附近的齐人税少而要履行军事义务、征服的鲁、宋、郑等地的人倍税必要的时候也要履行军事义务。
名义上的四井封地，实际上数量更多一些，而且在自己的封地之外的民众，也是需要向他履行封建的公田义务的。封地类似于私产，而封地之外的辖地则属于君王，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贵族的封地始终都在增加，每一次征战，贵族可以得打赏赐。
而征战的时候，本地的民众出征，更难缴纳各种丘甲赋、十二税、封建地租、高利贷等等，伴随着私有制逐渐开始出现、授田制不再那么严格，大量的私产土地也都集中到了贵族手中。
再者，贵族还有隶子弟投靠，贵族的封田不再君主的封建义务之内，封地是为了征召私兵和祭祀祖先的，封地之外的辖地，那才是需要为君主履行封建义务的。
这样一来，贵族的土地和劳动力不断增加，早已经打破了原本规定的四井封田。
其实四井的封田，也已经违礼了，上士授田只有一井，但那都是周朝开国时候的规定，如今人口财富土地都在不断增加，并无几人遵守这一规定。
躬身的家臣曾大致算了算，家主的封地、禄田、私田等等加在一起，在加上后来赏赐的，实际上拥有的实际土地大约在十二井，也就是大约一万多亩。
而在封田和私田之外的大约三十井的账面辖地内，其中的部分名义上的、辖地的庶民而非农奴需要耕种的公田也并不全部缴纳给国君。
“公事毕、乃敢致私”的这些人，并不是贵族封田内的那些农夫，而是说辖田内的农夫。
这一次嫡子随梁父大夫出征，为鄙旅之长，按照等级义务，携带了四辆车和大约三百名徒卒，同时还携带了自己封地内的私兵大约二十，那才是作战的真正主力。
谁也没想到齐墨战争的局面会发展成这样，如今墨家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破齐城，封地上的私兵已经不多，就算全部在，集结起来，又如何能够抵挡墨家的义师？
况且他终究也只是个上士，实力不济，那些上卿下卿上大夫都失败了况于上士？
如今又传出墨家要分地的传闻，愈演愈烈。
这边还好些，总算没有南济水一战的局面，大量在军中的农夫受到了“蛊惑”而归乡，毕竟军中是天然的组织，被俘也是远胜于农夫分散的组织，最容易宣传。
如今城中已经开始乱了，城外这些乡鄙之地的农夫一辈子可能也就跟随封主出征才有机会离开百里之外，墨家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力扎根在各国农村，只能在各国的城市有足够的影响力，毕竟此时的城市也是以农业为主。
现在齐国的贵族们纷纷北逃，或入临淄，或越长城，并无几人还留在自己的封田内。
家臣心中担忧，前几日规劝过一次，今日墨家已经开始放出风声要分地了，他便不得不再劝一句。
于是道：“家主……墨家此番来，恐怕会有些难办。梁父城内，多数君子都已北撤，您难道不走吗？”
“宗子在军中，并无危险。您若留在这里，恐怕宗子心中担忧……”
“不若收拾车马，即刻离开。如今尚可还能走，我听闻，墨家并不严查……”
“宗子一在军中，参与了武城之屠，只怕墨家会借此而生事。”
这才是家臣最担心的地方，墨家穿的沸沸扬扬的诛不义令，早已经在齐国各地传开。
墨家表达的很明确，这不是齐国和墨家之间的仇恨，也不是齐人和费人的仇恨，而是诸公子君子和庶民之间的仇恨，凡是参与了武城屠杀的，一定要接受审判。
尤其是墨家明确表示，田庆和公子午，一定得死，正和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而王公亦不免之意。
莫说此时的墨家规矩更为严苛，说一不二，便是原本历史上秦墨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秦君亲自过问，秦墨巨子依旧杀子以正墨家之法。
家臣再三劝解后，老人哼了一声道：“我不走。”
“墨家不是讲义吗？他们既讲义，我便要和他们讲义。”
“若是墨家不讲道理而杀我，我可以让天下知道墨家不义、不理，这正是求仁得仁，死何足惜？伯夷叔齐难道不知道自己会饿死吗？他们选择了饿死，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求来的，古之贤人可以如此，难道我就不能够这样做吗？”
“我有何罪？缘何要逃？丈夫顶天而立地，无罪不逃，逃了便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罪。”
“墨家谈义、谈天志，不谈天命。可不管谈什么，这天下的好坏总不是可以改变的吧？不能说谈及天命这便是好的，而谈及天志便是坏的？唯德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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