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样，不如将一些官办手工业转交给私人——至于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得到这些产业，那自然是支持齐国经济学派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这么搞能够得到利益的人。
这样一来，便可以使豪商经营原本官办的手工业，商人求利，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榨取利益，而国君只需要收税就足够了。
而且诸如开办矿山之类的工业，让豪商们参与进来，组织由他们组织、出事由他们负责、农夫怨恨也可以适当地杀一批，而农夫也不会怨恨到国君的头上。
作为国君，只需要“十取其三”，获得足够的利益充实府库、征召士卒即可。
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促进齐国的经济发展，使得手工业发展起来，手工业的发展才能够使得“卒有甲胄、士有戎车”，也为组建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或者西河武卒的常备军做物质基础。
如此这般，既可以防备贵族和商人，同时又能让商人和小贵族们依附于国君。
在外部“开阡陌”的浪潮之下，齐国的贵族们反而得到了支配封地农夫的权力，这使得他们必然紧密团结在齐侯的周围，维系他们的利益。
在贵族高贵而商人贱人的背景下，又扶植一些家族依附国君形成大型的手工业、又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送入手工业劳作的方式，既解决了“民皆变业”的问题，又使得这些扶植起来的豪商必须支持君主，否则他们的利益就要被贵族掠夺。
而且，这样的扶植，还可以使得齐国本地的豪商和泗上墨家决裂，泗上墨家的商业必然会损耗这些被扶植的豪商的利益，他们如果无法在商品贸易上战胜泗上墨家那边的商人，就必须依靠齐侯的权力在国内获得特权以获胜。
在解决了贵族、豪商、军制、税收等问题后，就要做下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的打算。
当年观众的改革，是在分封制的基础上的改革，在不触动分封制的前提下，将全国分为十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十五个农业区需要提供兵员、六个工商业城市只需要纳税提供少量的兵员——那么管仲的想法就是：分封制为前提，那么君主只需要拿到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那就可以对其余贵族形成碾压的力量。
如今管仲的改革成果早已经破坏，时代证明这样的手段可以使得齐桓称霸，却不足以应对现在的天下局面。
所以，田和设想，要加强集权，形成一套君主直辖的行政手段。
田和设想，将整个齐国的国土分为五都。
临淄居中。
莒地作为对墨家的东部前线。
即墨作为胶东后方。
高唐作为对燕、赵方向的前线。
平阴作为对魏、鲁、和南下泗上的前线。
这五都设立名为“都大夫”的总督，掌管军政大权。
都大夫不是分封的大夫，不是上卿、上大夫这样的爵号，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类似于楚国的“公”，但又不可以世袭。
都大夫的人选，由国君亲自选定，而且当然从贵族中选拔。
都大夫在“五都”没有封地，他们作为“大夫”有封地，但是作为“都大夫”没有额外的封地，使得他们必须听命于君主。
都大夫之下，设立有其余的行政机构，但是不同于“大夫”，这些行政机构的人选，不是贵族的家臣和士，而是国君选派的贵族子弟或是士人。
五都中，都要设置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军权归属于君主，但是一般情况的指挥权归属于都大夫。
临淄地区仿照泗上，建立一支常备军，定时操训，数量不必太多，但是需要装备新式兵器，比如火绳枪、弩等。
军官，由贵族子弟担任。
因为诸夏都是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大量的庶子没有机会出人头地，逐渐从大夫沦落为士、最终再从士沦为庶民。
而原本分封制下，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非对外扩张否则没有那么多坑分封，而如今齐国立国数百年，所有的坑都已经被占满。
大量的贵族庶子渴求上升，墨家的学术几何九数等等这些，不得不说是很有用的。
作为君主的田和，自然是喜欢墨家的“尚贤”的，但是墨家这几年搞的这些事，使得田和不敢“尚贤”。
万一那些贤才是墨者呢？
所以，还是贵族子弟更靠得住，逼着大量的贵族庶子学习有用的文化知识，充当军官、官吏等。
换而言之，贵族的大宗，仍旧拥有封地。
但贵族的小宗庶子，进入常备军担任军官，获得上升通道，并且垄断军官的人选，这样他们便会热衷于对外扩张，因为他们必须要为自己这个萝卜找“坑”。
同时这个上升通道在贵族内部打开，也可以使大量的贵族庶子们琢磨着好好学习，扩大基层军官和行政官吏的数量，使得可以适应新的军制和行政改革。
泗上那种普及教育带来的思想激进，田和不用担心。不主动去做，平民和贵族之间始终有鸿沟，贵族制度不变贵族始终可以比庶民更容易获取知识，这样作为基干的人才都是贵族庶子，总不至于自己革自己的命。
本身诸夏的“嫡长子继承制”就确保了大量的“士”阶层的存在，只不过这个通道在分封制已经数百年的历史下被堵塞了，田和只是打开了这个通路，使得士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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