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这些问题，都要在对齐缔结和约的时候谈到，因为这场会盟必然是由墨家来主持。
谁都不行。
魏国现在担忧墨家和楚国合作。
楚国自己无法夺回榆关，更遑论大梁，需要墨家的支持。
郑国现在面临着被魏国放弃给韩国的险境，需要墨家的非攻作为支撑。
魏、韩、赵三国互换飞地，需要一个主持者从中操控维持“公平”。
这个主持者，按照以往的规矩，都是霸主当。
墨家不在乎个主持会盟的身份，也不在乎周天子那边的态度，但是在乎这一次主持会盟之后所能攫取到的利益和有利的形式。
为此，对齐的和约，必定不能够胃口太大，也必定要选择撤军。
同样，这件事牵扯到更多的复杂问题，牵扯到墨家之后利天下大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周天子的宗法分封体系的正式崩溃、周边夷狄的全面溃败、火药铁器带来的农耕民族和骨器游牧民之间的巨大差距，都使得“天下”这个概念缺乏一个更为稳定的想象力支撑。
齐桓公尊王攘夷，不算楚国，北方燕国面对的夷狄那时候还强大，各诸侯都需要面对夷狄可能的威胁，“中国”这个概念在那时候是有文化基础和想象力支撑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华夷之别。
墨家支持“同义、统一”，但是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本来意思，因为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民众分走贵族的土地就是违背了道理的。
既要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要为将来维系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又要提防各国之间的创造民族，这就是这一次对齐和约以及附属的诸侯会盟要解决的最难、最复杂的事。
算起来，孔子算是启百家的人，毕竟开了私学先河，而一整套的体系理论的发展乃至百家争鸣，在“天下”这个问题上的脉络也就有迹可循。
仲尼之前的现实，就是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意味着以周天子为枝干的、维系九州是同一个想象力族群的、周天子拥有神权和法理的时代就要崩裂。
对此，孔子想的办法是往回退，退回到礼不崩、乐不坏、征伐出自天子的时代，以维系诸夏的统一存在，形成一个内部分封的外部独立结构。
到了墨子的时代，礼崩乐坏的更加彻底，宗法分封体系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墨子的想法是承认既定的现实，推行国际法准则，使得分出来“义”和“不义”，非攻以维系天下的和平。
而等到适出现之后，墨家的整个理论在很大部分上被修正，提出了新的“同义”的概念，而同义的基础是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天下一致、善恶标准和义的标准天下相同，形成一个更为紧密的文化族群。
比如说当初有人问墨子的“我爱邹人胜于越人、我爱鲁人胜于邹人、我爱我家乡的人胜于外地人”这个问题。
仲尼的解决方式是“征伐出于天子”，使得天下还是天下人，不会割裂，即便内部有所割裂，但是依旧属于“普天之下”的天子，靠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文化认同，保持天下人的基本向心力。
墨子的解决方式，是“非攻”，推行天下准则、承认各国之间分裂的现实，因为孔子的手段已经证明无效，诸侯不可能同意，那么就退一步承认现实，依靠“兼爱”的说教和道理的宣扬，解决邹人、越人、鲁人、齐人的问题。
适的解决办法，则是说教太难了，那我们统一吧，统一之后不就不存在邹人鲁人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太难，我们不去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本身搞掉，换个更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就得了？
只要能够完成大的“同义”，那天下也就离兼爱更近了一步。到时候要解决的只是“我爱乡里人胜过爱外乡人”的问题，而邹人鲁人的身份消失了成为了天下人。
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问题本身。
如此，“义战”与“不义之战”的理论就必须要解决。
单纯的内战，基于墨家的义，必然是不义的，尤其是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的诸夏内战，这是墨子定下的基调，是可以修正理论，但是不能在原则问题上颠覆。
然而，如果是因为贵族的存在不合理、一个统一的诸夏更为符合“利天下”的主旨、解放其余的受贵族制度之苦的庶农工商、并且用“君臣民之通约也”和“道法自然”的理论解释庶农工商获得政权的合理性，那么这就解决了“义战”的问题，使得墨家所做的一切不是单纯的诸侯相争的内战。
所以这一次会盟的基调，就必须围绕这个问题，逼着诸侯承认一件事：墨家对齐国一战是合理的。
怎么逼着诸侯承认？那就必须要算好各国的态度，出让一些国家的利益，获取另一方得利国家的口头承认。
这也正是适对于“非攻立国”一派充满警觉的原因，也是他成为巨子的第一场讲话就认为“非攻”是对的、但是不符合现在的局面、需要换一种手段的原因。
他在搞修正。
因为“非攻立国”一派，是基于墨子的“非攻”之义的，不能反对非攻本身，只能反对此时非攻。
而且因为墨子的理论和威望，导致“非攻立国”的言论是有理论基础的，也有足够的泗上的自耕农的人口基础，这是危险的。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 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