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去世之后，子张之儒和早期墨家学说有一定的关系，论起来大约有点像是禽滑厘和子夏西河学派的关系，所以双方的关系是很尴尬的。
论起来可能墨子和现在子张之儒的老一辈先生都在一起玩过，但是墨子开门立派，坚决反儒，这又弄得双方很尴尬。
于私，有那么点香火情；于公，那是背弃师门甚至坚决反对师门……
用适的理解，有那么点像是武侠小说里张三丰和少林的关系。
子张之儒被其余派系排挤，并且到后来混出来个“贱儒”的名号，但依旧因为儒墨之间的关系，和墨家不能过于亲近，尤其是不能受到比别家规格高的招待，那样的话“贱”的名头真的坐实了。
乐正氏之儒则与子张之儒和墨家的关系还不一样。
和原本历史上墨家三分之后各自继承了一部分道义一样，儒家数分之后的乐正氏之儒，主要是搞“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的。
子夏得传春秋，然后传授了弟子，形成了西河学派的春秋之义。
但是，乐正氏之儒传承的是“属辞比事”，传承的不是春秋大义，而是写春秋的方法。
换句话说，子夏那一系传承的是“春秋中蕴含的道理”；乐正氏之儒传承的是“春秋为什么能写出那样的道理的方法、怎么样的文法和写作方法才能写出春秋”。
属辞比事要分开看，分成属辞和比事都和泗上墨家带来的改变有着巨大的关联。
因为在泗上弄出造纸术之前，文辞一定要简洁，简洁的同时修辞方法和文法也不能出现歧义，换句话说，乐正氏之儒有一部分传承是研究语法的。
比事，则是从历史上的不同事件中，找出相似的，从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
泗上十余年前弄出了造纸术，迅速得到了推广，使得整个文辞结构、语法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大量的民间用语开始和书面表达一致，语法、语序等都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一群此时的白话文章，借助毛笔和纸张，迅速开始出现。
乐正氏之儒中的一派认为，应该坚持复古，坚持旧的文辞手法，并且传承下去，这是儒。
乐正氏之儒的另一派则认为，以前没有纸，只能在竹简上写，所以咱们才需要研究属辞，现在纸张都出现了，事要大于词，义要胜于事，所以不应该本末倒置，不应该继续坚持原本的属辞，而是尝试着和墨家沟通一下，大家一起制定一下语法规范，你们坚持复古那是本末倒置的小人儒，我们与时俱进重事义而变文辞，那是君子儒。
属辞传承，因为纸张、毛笔、贱体字的出现，导致了乐正氏之儒的第一次分裂。
开始尝试构建完整的白话语法的分裂出来的那派乐正氏之儒很快又再次分裂。
这次分裂源于“比事”。
墨家讲道理，也很喜欢比事，但是墨家的比事得出的道理，往往和儒家比事得出的道理完全不一样。
比如甲和乙，都能关于仁，那么这就是乐正氏原本的比事。
比如丙和丁，都能看出来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军功爵和私田制开始盛行，那么这就是墨家用的比事。
墨家的这种比事的方式，自然是因为墨家的道义内核，但是这种比事方式是很容易吸引人的，而且似乎道理也更为合理。
于是乐正氏之儒迅速地进行了第二次分化。
一派认为，墨家研究历史的方向是错误的，史怎么可以这么比较呢？这么比较的话，仁、义怎么能够以史为鉴呢？如何能够让仁义透过历史传递给后人呢？
另一派则认为，墨家研究历史的方向，虽然和咱们比事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这就像是红色和黑色、圆的和方的一样，咱们研究颜色、他们研究形状，不能说他们是错的，只能说他们不是基于仁义而是基于利，但是研究的方法也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嘛，岂不闻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
第二次分裂之后没多久，索卢参西行归来，泗上庠序文科院建成，乐正氏之儒又出现了第三次分裂。
事情源于索卢参从极西之地带回来的那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翻译工作。
要翻译成诸夏文字，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且文法结构、语法等事，乐正氏之儒也更为擅长一些，于是庠序希望乐正氏之儒能够在泗上出仕。
领取墨家支付的薪水，参与文法研究、语法重构、翻译等工作。
一派认为，咱们虽然来到泗上和墨家学习借鉴，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能在泗上出仕是底线，如果出仕那就是背弃大义，墨家虽然有学问，但是不能够克己复礼，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够吃敌人的饭，岂不闻伯夷叔齐之事。
另一派则认为，我们和墨家虽然有分歧，但墨家也不是夷狄，我们参与文法、语法、修辞和翻译工作，那是能够传承文化，是立大功于当世、留大业传千古，岂不闻三不朽之言？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们编撰翻译那是立功，你们严守克己复礼只是立言，所以我们才是正确的。
出仕与不出仕之分过后也就半年，乐正氏之儒再次出现了第四次分化。
一部分人认为，夫子一生所求，不管是克己复礼还是仁义，究其本质，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天下安定、人民安康。但是，夫子克己复礼的路好像是不太行得通了，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们决定加入墨者成为了候补墨者，参与到这场让天下安定、人民安康的大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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