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希望人人自利，将来受到侵犯的时候通过广泛的自利，自发铸成一口诛君之剑。
墨家希望人人有利天下之心，不等将来，靠着献身精神，铸成一口剑，持在组织的手中，去诛君。
等到泗上开始出台一系列的法令、开始终于出现了以人为法律主体的法律讨论、开始出现万民制法以确定征税开战等原则性问题之后，杨朱学派自然开始向墨家倾斜。
而这正是适所希望的。
泗上打完齐国，已经准备开始对天下宣布自己要推翻周天子和各路诸侯的背景下，今后墨家学说在外面的传播会很受影响。
泗上内外之别，也就使得宣传的方向大为不同。
泗上之内，宣扬要做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天下人、愿意利天下并且为利天下这件事作出贡献而有荣誉感的新人，因为泗上之内已经推翻了封建贵族，可以教育真正的共和国民。
泗上之外，则需要杨朱之类的学派，宣扬利己、为我、不侵犯他人财物、保护自己利益等尚且是“萌芽”时期的思想，从而形成一种混乱和对封建贵族的天然反感，最大程度地利用小地主、商人、小市民的力量——他们未必愿意利天下，但是肯定愿意利己、为我、贵生、不侵他人财富也别让别人侵自己的财物。
他们是同盟，但却不是同志，这就是泗上内外的区别，包括宣传、教育方向的区别。
为我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抢我的东西我捅你两刀，包括贵族“合法”的抢也不行，但你要抢别人我谴责谴责你，可我不出头。
兼爱的最高境界，是天下人多苦，我们要带着一种献身天下最壮丽的事业的理想，去战斗不息，去平不平之事。
后者的教育模式，注定了需要从小进行一些列的国民教育，只能在泗上之内进行。
前者的教育模式，需要几部书、几个人的讲学传播启蒙萌芽，未必懂得全部，也未必有利天下之心，但也明白自己的利益被贵族侵犯了。
这种分别，注定了墨家不可能去做。
因为墨家不能既在泗上之内宣扬“利天下”，又在泗上之外宣扬“利己贵生”；不能既在泗上之内宣扬大的集体——天下——这个社会的集体主义概念，又在泗上宣扬自己、自我这个完全个人主义的概念。
那样宣义部会疯掉，墨家自己就先爆了。
不是说现在宣义部做不到论证“利己和利天下”的辩证统一，泗上内部一直都是这一套。
而是这种辩证统一的概念需要从小教学、从小接触，才可以被认知。在泗上之外讲，就小地主、小市民阶层所接受的普遍逻辑思维能力而言，还是杨朱学派的那一套煽动性更强，也更容易被那个阶层所接受。
只有这样，才能结成泗上内外的广泛同盟，墨家依靠利天下的理想在泗上集结武力；外部依靠利己、贵生之类的人性自利做外援，一旦打出去就可以获得支持，甚至可以用起义来接应。
等到统一之后，利天下这个概念，就虚化为“爱国主义”这个公民宗教的最完美形态，形成此时世界上第一个启蒙时代的黑火药共和国。
适是不准确继续往下跨越发展的，他确信自己也做不到，所以不需要考虑更长远的事。殖民掠夺、原始积累、残酷竞争……这一切将来必然出现，也将必然消亡，只要留下一些种子，新时代终会萌发。
最重要的一颗种子，就是如今耸立在泗上煤矿区那几台效率奇低的原始蒸汽机，依照汉朝无为而治二百年土地兼并完成的速度，应该足够在二百年无为而治达成土地兼并极限之前完成工业革命，跳出怪圈，这就是后来人要做的事了。
现在种子已经播下，他要做的就是为这颗种子准备最适合成长的土壤。
这片要准备的土壤，现在还需要用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墨者，而用不了多久便可以利用资本这头有自我意识的怪兽，现在他还小，需要许多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墨者用鲜血去献祭才能去呵护他的成长，从而将历史滚动的主动力由理想的献身变为历史的必然。
适从一开始就清楚，他必然是要背叛利天下和兼爱之心的，因为现在天下的大多数是小农。
长远看他们会得到真正的大利，摆脱兼并的循环，摆脱蛮族的压迫，但长远时……他们都死了。
适不相信有鬼神，但他总是会忍不住想，等到将来死了的那一天，真的在彼岸见到了墨子，墨子审视着冒着浓烈煤烟、四处殖民掠夺、内部作坊残酷竞争、小农纷纷破产、家庭手工业者逐渐沦为赤贫、在为了诸夏九州的口号下贫民士兵们为了工厂主的利益去镇压殖民地一场又一场的反叛，又会怎么样评价他这个最受器重的弟子之一呢？
当然，墨子也会看到林立的工厂生产着几十倍于之前时代的布匹、继承了墨辩天志的学者观察金星凌日以测地日距离的大船远航在浩渺波涛、去探索天下究竟有多大的冒险家们在桅杆上神色坚毅、课堂中学生们在争论无穷小运算为零是否合理、普及的农业器械解放了农夫疲倦的手、人人平等成为一个不可冒犯的理所当然、利天下幻想破灭的理想主义者或是乘船远航，或是留在九州继续做火种烧掉自己照亮别人……
想着这一切的适呆呆出神，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终于传来了等了许久的书秘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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