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说，祸乱天下的，你们墨家为最大的罪人，你们使得人人求利，从而使得民众想要更多。”
“有吞并天下之志的诸侯，次等之罪。”
“有不臣之心的大夫，再次等之罪。”
“有开垦土地的农夫、想要要更多的财货的工匠商人，为最末之罪。”
“我只问你，若是人人都能守礼，克己复礼，天下能不能安定吧？”
“你不要说我们的学问是不对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天下人不能人人守礼，况且，文武之治的时候，已经证明天下人可以人人守礼，不去僭越。”
“但天下从未有一处可以证明，人人平等、为了需求求利的天下，是可以存在的。泗上不是天下，就算泗上可以，你又怎么知道天下可以呢？”
“如道家所言，小国寡民、一切依自然之法，那在很小的村社可以达成，放于天下又怎么能够达成呢？”
“你们现在在泗上可以做的很好，你怎么就能确定在天下一定也可以呢？可是读过史书，却可以知道，文武之时，真的有那么一个人人守礼的天下，诸侯不乱、大夫治家、百姓不求利，这是过去已经做到的啊。”
“你们没有办法证明不可能人人守礼，所以夫子的学说就没有错。”
第三百一十九章 告子辩性（六）
这反驳的言辞，连带着道家的学说一起斥责。
看似是在辩论中又拉到了别家的仇恨，可实际上儒道两家的关系此时一直也是相当不好，杨朱列子那一派的人算是道家的分支，而道家向来又认为这些礼法都是束缚人的东西，是圣人违背人的天性弄出来的，根本没有法理性。
告子明白对方的可怕，对方明知道再继续争辩“真”与“假”下去，已经不可能获胜。
于是趁着这个机会，挨着儒生同伴的骂名，将人性是需求这种这个“真假”的辩题，折到了“好坏”、“对错”上。
真假是真假。
对错是对错。
在一些学科上，这二者等价，比如算学。
可在人文上，这二者不等价，真的未必是对的、假的未必是错的。
告子明显能感觉出来对方在避重就轻，想把问题往对错上引，因为再继续辩下去告子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
这和刚才的“仁义之心人皆有之”的那个辩题其实是一样的套路：仁义之心看不到，也可能不表现出来，但你凭什么就说它没有呢？
就像是给你一个木桶，不准打开，也不准称重，更不准摇晃剖开，我偏说里面有东西，你怎么证明没有呢？
你不能证明它没有，那么就可以扭曲为你承认它可能存在。
你承认它可能存在，那么就可以扭曲为你承认它真的存在。
你承认它真的存在，那么就等同于你承认人性就是仁义之心。
这个“人人可能会有仁义之心、人人可能都守礼”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凭什么就说这种人人都守礼的天下不可能存在呢？
如果你不能证明这种人人守礼的天下不可能存在，那么就证明我们的不是错的——好比现在我就说一加一等于三，三加一等于五，那么我说一加一再加一等于五，有错吗？
现在你们墨家说人的需求是人性，那你们推知所得的天下应该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法令也应该是你们说的那种法令，但是你们的学说是在一加一等于二的基础上推出的。
你们的学说也对，但不代表我们的学说就是错的，因为如果一加一等于三，那么三个一相加真的等于五，你能证明没有这种“人人守礼”的可能吗？
告子也是在墨家内部沉浮了二十余年的人物，内部的辩论远比这个更需要思考。
既然对方明白继续辩论人性到底是什么很可能就会导致克己复礼完全被推翻的可能这才选择了论证对错善恶，告子心中微动，便想到了顺着对方的话题继续往下谈。
对方一直没明白，在空地民众面前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辨明真假，而是为了说服民众。
只不过，恰好是真理更容易让民众接受而已。
告子于是问道：“我记得，仲尼以为稼穑之事，是小人事，对吧？”
对面的儒生无可奈何的点点头，明知道下面旁听看热闹的民众多数都是所谓的“贱人”，可他不能说连这句话夫子都没说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算是个很出名的典故了，樊迟前脚问夫子农事，夫子说我不如老农，转头就和弟子们说樊迟就是个小人。
告子又问：“既然你们不学稼穑，那么你们能知道现在一个人一年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吗？”
“你们不知道。仲尼尚在的时候，一亩地也就能产三五十斤的粮食。现在两季却能产四五百斤，涨了十倍且不止。”
告子这也是睁眼说瞎话。
因为那时候的亩和现在泗上的亩，根本不是一个亩，前者只是后者的三分之一。
对方是儒生，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区别。
台下的民众又确信告子说的没错，两季加在一起可不是四五百斤吗？若是一些水浇田、又有粪肥，只怕两季要有七八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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