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是……有利天下之心，就说服他们去往泗上，因为那时候缺干部。
现在则是……有同情心，就和他们交好，但是让他们留在本地，除非是那些掌握着历史、天文、数学等等知识的人才需要想办法弄到泗上。
五年前再往前，是泗上不强，则天下墨者不安，所以要先充实泗上的力量。
现在则是，泗上已经很强，需要的更多的有同情心的士人低阶贵族留在本地，做将来的带路党。
像是西门彘和甘德，就是这种政策改变前后的例子。
如果是现在，西门彘这样的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灌输一些利天下的大义，但却会让他们留在本地，而不是让他们前往泗上；甘德则属于是掌握着足够的天文学知识，所以可以不惜代价地将他送到泗上。
虽然纲领已经在四年前发生了改变，虽然大多数墨者都接受了重新学习，可是思维的转变有个过程。
许多人还处在之前那种“义在墨、曲在旧贵、天下士人同情以引士人入墨”的思维模式下并未转变过来。
这也就是之前有人说“其曲在我”为弊的缘由。
在商丘的秘密墨者的负责人四年前在泗上，听适讲过这些东西，他记得当时还用了杨朱之学和墨家摒弃前嫌的合作做了解释。
说是杨朱之学的问题，不在于不能够使得天下大利，而在于不能用于现在，想要成事太过漫长。
因为不取他人之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由、为我这些东西，发展到极致，是可以利天下的，而他们利天下的方式，就是城邑极度发展，有足够的“有自己的财产且不希望被别人侵犯”的人，自发举事，城邑暴动，整个天下如同夜晚星辰一样四处都有光芒，从而才能利天下。
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是自己得有。可现在来看，利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恰恰是一群没资格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
这就是墨家可以和杨朱摒弃前嫌，但却绝对不可能利用杨朱之学来利天下的缘故。
那些对于底层同情的士人，也是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敢去破坏整个天下，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火焰会烧到自己。
他们更多信奉的，是杨朱之学，为我、贵己、重生、节欲。
这样的人，有恻隐之心，但却难以成事，至少现在难以成事。
墨家的道义，对他们而言并不好，可是……都靠对手的衬托，两害相权取其轻，相较于君主和贵族，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
他们可以做朋友，但是改造他们的力气，不如从泗上自小培养一些底层出身的年轻人，性价比更高。
所以只要让他们做朋友就可以了，势弱的时候自然需要他们的同情，但强盛的时候，难不成他们觉得重分土地过于残酷而反对就要听他们的吗？
至于真正底层的民众……他们需要的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同情这种情愫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是一种奢侈。
说到同情，其曲在我还是其曲在贵族，总要有个主体，谁同情？
他们是民众，但又不是民众的全部。
谁支持、谁反对、谁同情、谁可以一起走、谁可以是同心同德的同志、谁是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要分清楚的。
所以“其曲在我”的问题，就可以更为透彻地看作是：失去了一部分士人阶层的同情，但却得到了数万乃至数十万宋国底层民众的支持，是利？是弊？
更为深刻一点想，其实还是在于一个需求，二十年前识字人口太少，一个识字有很强学习基础的士人，其实价值胜于百余名乃至千余名最底层的民众。
而现在……随他们同情与否，只要不是仇恨就行，泗上的体系已经稳固，需要的是人口、财富、市场，识字人口充足，那些人的价值也就下降了。
引颈就戮、等着贵族举起屠刀再反击，固然能换取天下那些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眼泪，但这几滴眼泪现在是否还重要？
二十年前的墨家，和现在泗上的墨家并不是一个墨家。
从道义、人员阶层组织再到代言的阶层，都已经被彻底修正了。
他在来商丘之前，对纲领的转变认识深刻，所以才可以成为宋国地区秘密墨者活动的第一顺位的负责人。
所以他很清楚，对于此时的墨家而言，一个数十万人口膏腴之土的市场和劳动力的价值，胜过整个天下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同情。
四年前他们还有机会成为同志，但现在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朋友，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负责人又想，既然这些底层士人的态度不算重要了，那么贵族和君主的态度就更不需要考虑了。
宋国无乱，只要墨家的道义不改，君主和大贵族对于墨家始终不会和平相处。
墨家是否先发制人，不会改变各国君主的态度。
之前那个说要先发制人的墨者说的没错，如今各国对于墨家的态度，不是源于墨家的利天下之心，而是源于五年前的中原大战，以及菏泽会盟时候咄咄逼人地枪决齐公子午的举动。
列国相争的背景之下，墨家整日骂秦国胜绰等人的义是叛了子墨子之义；痛斥秦国的变革那是不可持久而有害天下的，可是这边一边骂着，秦国和墨家之间一边眉来眼去，时不时默契地从东西两面恶心恶心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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