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琮因为在贵族内部规则下并不可能攫取权力，所以他既然得不到，便要毁掉别人可能得到的。
因而他借用墨家的平等之义，在宋国鼓吹民众选贤人为询政院大尹，也就是跳开当年君子院的牵制，借用平民的力量上台。
他也是看准了墨家暂时并没有吞并宋国的心思，所以他可以借助自耕农的力量成为询政院大尹，改组原来的君子院和庶民院，然后慢慢再收拢权力。
墨家需要一个戴琮稳定宋国的局面、和让宋国这件事变为一场贵族政变，至少是掩耳盗铃的贵族政变：连耳朵都不掩的话，楚魏就算不想管，也不好找理由；戴琮也知道墨家需要他，所以竭尽所能宣扬自己心在庶民的义。
事情一旦成功，大量的贵族要么完蛋要么逃亡，大批的土地空余出来，宋国的内部矛盾立刻就能解决，戴琮成为宋国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选大尹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古怪制度，可谓是水到渠成。
礼崩乐坏，宗法制瓦解，一个分封的诸侯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弥合整合一个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封诸侯以守其土，故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现在宗法制崩解、礼崩乐坏，国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在礼崩乐坏之前，贵族的是贵族的、君主的是君主的，除了贡赋和封建军事义务之外，君主没权利管贵族的封地、也没权利在贵族的土地上征税。
就像是鲁国的那几次政变，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个贵族和贵族家臣的反应：贵族的家臣不是国君的封臣。
然而漫随着礼崩乐坏，宗法制解体，诸侯国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王权尚未集中、贵族权力依旧大，说这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四分五裂；说不是一个国家，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个国家。
原本礼法在，宗法制下，层层制约，君主只需要管辖直属贵族，贵族管辖家臣，国家就能够有效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宗法制的解体，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穆乱郑、宋三姓共政的局面。
尤其是宋国，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转为一种君主和大姓贵族共和的局面，互相制约，各自分权。
君主说话不好使，贵族内部也有矛盾，又需要维系一个君主的存在。
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国野之别、国人干政的传统，又使得国都民众在政事上有发言权。
譬如二十年前的郑楚战争，郑国民众反对对楚开战，临阵逃走全部被俘；比如当年因为外交政策被国人反对驱逐国君的行为种种。
于是二十年前，依照“小司徒有问万民迁都、立君、会盟之责”为基础，以宋国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贵族寡头共和的基础，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
当时搞的时候，就是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将来有一天打起来，因为当时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民众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一手操控的适弄出了将来必然要出现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局面。
现在使命已经结束，可适也绝对不允许宋国出现一个凝聚的政治体系，得换个办法、符合现状地继续维系宋国只能自守不能集权的局面。
第三十五章 分权
现在民众的力量更为强大，贵族的势力更加衰弱，戴琮借力毁掉了贵族要做平民的贤人大尹，这种分君子庶民的议政制度也将各种弊端显露无遗，或者也很不利于戴琮想要集权的谋划，基本上可以宣告瓦解了。
而适向来又是不希望宋国集权成功、整合为一体的。
在宗法制瓦解、礼法崩溃、三姓共政和国人干政共存失败之后，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制度来在政治上将宋国整合为一个……名义上的整体。
国家的存在，有时候需要一些法理，至少是听起来能够自圆其说名正言顺的理由。
宗法制礼法不曾崩解之前，宋国是大周三恪，殷商后裔、天子封国、周王朝的公爵。
崩解之后，三姓共政的局面，那法理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封地多，谁说的算。没有人拳头最大能打过其余所有人，那就互相妥协，三姓共政。
二十年前墨家掺和了一脚，民众发现原来我们的拳头也不小，于是君子院和庶民院共存。
现在民众的拳头愈发的大，戴琮上位的名义就是“民为神主”，平民的代言人。
这不只是宋国的情况，各国其实都如此。
宗法制名存实亡之后，各国都在找新的政治制度弥合维持一个国家。
齐国是用黄帝胜炎帝、田氏代齐五德轮回；秦国是用民皆可为爵、军国扩张人人可能得利，国君和每个有可能立下军功的人的表面利益一致；泗上则是解民之三患、平等兼爱同义止天下之战……
宋国则直接就是民为神主，不要长远，不要利天下，只要眼前的利益，一个取民之粹的民选询政院大尹。
和泗上不一样之处就在于泗上从压制了非攻立国派之后，一直在宣扬：以禹为圣、重定九州、利天下和利自己的统一这些内容。
换句话说，泗上存在的法理就是利天下和统一战争，除非非攻立国派上位，否则就必须要坚定地走下去，这也是天下人才来投的根基。
宋国则是厌战、非攻、薄税、独存、分地、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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