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
曹刿和墨子面对的都是鲁国，也面对的都是齐鲁之战，但两者说的三论的时代背景不同。
曹刿之时，尚未春秋，国野有别，车战为主，两军交战，只要国人肯战，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胜多，而且当时齐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长勺之战齐国大败。
墨子之时，春秋已末，再无国野，动辄数万围城。
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还是下利百姓，那都已经来不及，所以给出的建议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各国的矛盾，迫使齐国退兵。
最终曹刿打赢了长勺之战，墨子也发动弟子游说各国使得齐国退兵，都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如今郑国的事，也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但墨家使者早有说辞，问道：“子墨子所言，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实则是一回事。”
“天帝生人，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民为神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而尊天事鬼表现在治国上，就是爱利百姓。”
“却不知郑国上下，百姓可曾得利？可曾得爱？若得利得爱，则可战。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百里之地，民得爱利，可破魏楚，况郑五百里之国？”
一番话，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
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
郑国不管是公族、七穆、还是驷子阳余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财富？
好在郑公乙道：“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只是韩国围困郑地，自三十年前无日不战。欲战，则要有钱粮军赋，民众必然受苦。”
“可若不战，那么又会助长各大国不义之心，使得大并小、强吞弱行于天下，这是让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寡人怎么可以助长这些不义野心的滋长呢？”
“况且昔年子阳执政，多有变革之心，墨家也多赞赏，然而强敌环伺，如何敢变？”
这话虽然是场面话，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变法，就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七穆之争，哪怕驷子阳一党联合公族击败其余六穆，自己吃肉百姓喝汤，那也可以使得民众有效死之心。
然而结局却是驷子阳被杀、郑国内乱，七穆叛逃，去魏韩那边做大夫去了。
针对这样的场面话，墨家使者没有用宣义部一贯的口吻先批判一番，而是说道：“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辞。”
“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时皆来不及，又要保护郑国社稷使得韩宗为私利而开战的野心不能够得逞，这就只能考虑外交之事。所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便是此意。”
“但是，韩国负黍、阳翟皆近郑都，在外交事成之前，郑国需得做到一点，最起码要有保卫都城的能力，至少要能做到韩军围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准备，他国方能支援。若不然，数日城破，纵然外交各国，又如何来得及？”
“是故这件事本身，还是郑国内部的事，内部的事不能够解决，外部有再多的支持也不能够奏效。”
第四十七章 郑国策（下）
不管是敬鬼爱神还是爱利人民，以至于如今使者所说的能够让郑国的都城在韩国的围困下坚守半年以上等等，都是内部的问题。
内部的问题不解决，不可能抵挡外部的侵略。
使者带着目的而来，但却并不知道适真正的目的，或者说整个墨家决策圈的真正目的。
墨家决策圈的真正目的，其实很简单：让郑国整军、修筑城墙，让韩国作出判断：越晚吞并郑国，越可能出问题。
郑国灭亡是迟早的，就算不亡于魏韩，也得亡于泗上。
墨家的决策圈希望郑国的灭亡能够提前，而这一次派出使者大张旗鼓地前往郑国、准备给郑国提供贷款和武器、帮着编练新军、修筑城墙等等，这都是在逼着韩国快点动手。
若郑国不准备，可能需要七八年才能亡国。
但墨家这一次明着帮助郑国整备城防，反倒可能几个月就会亡国。
韩国可不希望郑国逐渐拥有和泗上一样的武力，也更不希望郑国将国都改造成一座新式的、火药时代的堡垒。
这一点是明摆着的。
魏国不会放任韩国吞郑，韩国吞郑的唯一可能就是快速闪击，一旦围国都而不下，魏国必然出面调停。
使者也正是这么和郑国的君臣说的，这就是所谓外交斡旋以存弱国的核心意思。
郑国君臣也认可这种说法，并且一直以来也是秉持着这种依靠魏国保证韩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的现状。
可却根本没想到这么事实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谋划，泗上真正的包藏祸心、祸水西引。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
其一就是墨家一直以来天下无双的守城能力，当年依靠这种无双的守城能力阻止过楚攻宋、楚攻郑、齐攻鲁。
其二就是泗上编练新军的水准，泗上义师南济水一战而天下动，随后楚国又平定了陈蔡王子定之乱。
这两个问题是韩国必须要考虑的，也是郑国认为这是一棵救命稻草的直接原因。
关于魏韩关系，墨家的使者没有半句虚言，并且能守住都城撑到魏国调停这个整体思路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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