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魏楚相争的大梁，围绕此城魏楚已经打了将近二十年，可若是被泗上盯上，集中铜炮猛轰，只怕数日大梁城就要被攻破。
魏国使者心想，魏国现在并无和泗上开战的能力。
尤其是从当年齐墨战争的表现来看，泗上最喜欢的战略，就是直插后方，在现在的边境城防体系下，魏国并无能力阻碍泗上义师的切入。
如果魏国真的干涉，在会盟的时候，只怕泗上就有可能直接宣战于魏，长驱直入，连破河东三十城，魏国如今有能力阻挡吗？
况且，若是墨家和楚国再度合作，以大梁归楚为诱饵，楚人真的会为了“天下大义”站在魏国这一边吗？
诸侯结盟，犹如囚徒之困，彼此信任，太难了。
砀山城虽然马上就要被攻破，但魏国使者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如果魏国的几座重要城邑都修筑这样的城防，吸取砀山的教训，总可以守一个月以上。
一个月和三天，相差不过二十日，可对于军情如火的战局而言，这二十余日带来的后果却可能扭转战局，集中更多的兵力。
砀山没有撑住一个月，这并不是丢人，因为魏国使者已经确信，大梁城可能连三天都撑不住。
砀山能支撑这么久，已经算得上是理性和天志的胜利了。
魏韩使者心中各有打算，更多的还是几点。
炮兵的重要性，越多的铜炮意味着越可能的胜利。
新式城防的重要性，越新式的城防意味着野战主力有更多的调动时间。
而这两点，使者又不能不明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
钱源于税收，税收源于国民财富，国民财富的根源源于土地。
这就意味着唯有继续变革，方有可能。
一门铜炮动辄数百斤，化而为铜，价格几何？
一座新式的城邑，动辄需要万人修筑三年，万人不稼不穑、税从何出？
这些东西，不是想变就变出来的。
可变革，就要动摇各国的根基。
君主讨厌贵族，但更讨厌墨家的平等和选天子的尚贤，这种平衡原本是这样的：墨家利用尚贤，和各国君主处在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压制贵族。
而现在，原本需要和君主微妙合作的墨家思潮如火一般传播，君王需要和贵族结为盟友，对抗平等和尚贤。
总需要一个理由，以维系君主制的合法性。
编造一个一人之下人人平等的概念，和继续沿用尊卑有别的概念，熟难熟易，这又是显而易见的。
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国现在都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方向，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
秦国的变法，魏韩不能借鉴，借鉴可能会导致内乱和分裂以及外部围攻；反过来也一样。
既难借鉴，又难变革，却希望更多的税收来铸造更多的铜炮、修筑更多的要塞堡垒，这就不是使者们所能够考虑到的事。
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凭借自己的直观感受，告诉君王，泗上不可战胜，不可轻言刀兵。
……
和魏韩使者相比，楚国使者所看到的、所想的也更多一些。
他看破了泗上的攻城手段，在此之外，他也注意到了泗上军中在讨论各个连队的任务的事。
这一点他很不理解，却又极为羡慕。
以往的战争，徒卒不需要知道怎么作战，也不需要知道战争的目的，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盯准贵族的战车，他们冲向哪里，自己就跟去哪里。
泗上这边，哪怕是一个司马长、伍长，却都能够知道大约的目的，这在楚国使者眼中不是应该惊呼不可战胜，而是惊奇于为什么这样的军队还没有垮掉？
如果士卒知道的太多，万一进攻不利，士卒们怎么可能会继续进攻？
如果士卒知道的太多，万一怕死而退缩怎么办？
善治兵者，应该是让士卒处在一种敬畏军令、不知全局的局面。
敬畏军令，是因为军令不行则战不可胜。
不知全局，是因为士卒一旦知晓了全局，则不可能完成将帅的任务。
譬如一些诱敌之事，譬如一些断后之事，如果士卒知晓，在楚使看来，定然是闻风而逃，怎么可能会选择坚守？
以他的经验，若想获胜，必须要让士卒处在一种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需要服从军令的地步，使得士卒呆若木鸡，方可战无不胜。
泗上这边反其道而行之，在攻城之前，居然让各个连队讨论一下各个连队的任务，这样做，是可以获胜的吗？
他不怀疑，因为从之前许多次的结果来看，泗上义师称得上是战无不胜，至今未败，留下了极多传说。
可这种做法，实在是超脱常理，他理解不能。
带着这种疑惑，他和几名墨者的陪同下，来到了即将攻城的、毕竟最为惨烈死伤最大的先登营连队中，想看看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
在一处平地上，四个连队的先登营士卒团坐于地上，分为几队，正在看地上的几个用泥土堆积起来的正面凸堡的模型，听着连队和旅帅的讲解。
楚使看到这些精锐的士卒，心中先是称赞，暗道：“王上之车广，亦不过如此，皆雄壮之士。”
他下意识地将先登营掷弹兵和楚国的车广精锐相比较，这些先登营掷弹兵都是遴选出来的人高体壮的壮汉，以及各国有志于天下芬的士人，可为天下之精华，毕竟人若是瘦小实在不能将沉重的铁雷投掷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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