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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的使者已经距离魏国不远，在来的途中楚国大司马就得到了砀山围城战结束的消息。
楚国如今的政治格局，和之前二十年的种种息息相关。
二十多年前墨家初次震动天下，就是在商丘城下阵斩了楚大司马。
随后大梁城之战，吴起阵斩楚右尹以及几名实权封君。
这算是为楚国的变法提供了机会。
屈、昭、景三族牢牢把持着令尹一职，楚国八百年，外姓人得令尹之位的寥寥可数，令尹换不掉。
但是原本也是封君贵族派的大司马、右尹等人都死了，空出了位置，楚王总算是可以安排一些士人派的人进去。
正常楚国的朝堂是有潜规则的，令尹若是因故病亡或是犯了错，大司马是第一顺位的补替。
现在楚国的朝堂，实际上就是令尹为首的大族公族反对改革；大司马右尹为首的士阶层支持改革。
双方站在利益不同，对外政策也不同。
楚王是希望楚国不要扯进宋国的事，继续变革；大族贵族们希望楚国对宋开战，以求增大封君实权贵族的权力。
这一次前来会盟，楚王的意思很明确，既然墨家选择了出兵宋国彻底拒绝了和平瓜分宋国的意见，又实行了动员，大有真要动手的意思。
那么楚国就不会选择和墨家开战，出让宋国的利益，让墨家和魏韩的关系更加紧张。
楚国不出兵，魏韩就不会出兵，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实际上这一次楚王是带着真诚的态度的，大梁城已经夺不回了，而且就算夺回来那就等同于替魏国抗在了反墨的第一线，加上楚国要回榆关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与其还在大梁这件事上扯淡，不如就趁着这次会盟彻底放弃大梁的宣称。
在大梁、启封、榆关、阳夏、襄陵等地，魏楚韩三国筑城，加强防御，一致对外，不要在这地方互相冲突了。
一则要修城就不能再起冲突，不能说我这边修着防备墨家的城邑呢，你趁我修城的时候打我让我修不成。
二则一旦城邑城防完善，魏楚韩三方碍于这些城邑，中原方向的争斗就会少一些，攻城不易，尤其是新式的坚城，从而真正可以做好防备墨家西进中原的准备。
三则就是尽可能签订一个反墨同盟，内斗可以，但如果墨家在中原方向进攻这几座城邑的任何一座，最好能够合力对抗。
楚国实际上也已经放弃了中原战略，转为了暂时性的战略收缩，等待日后变法再论反击。
大司马是楚王一派的，自然秉持着楚王的意志，他还并不知道魏韩合谋要瓜分郑国的事。
第八十九章 战争艺术的变革
虽然支持楚王变革一派的中坚力量是士阶层，但大司马并非是士出身，而是大贵族，若不然也不可能身居大司马之职。
但楚司马是楚王两代一手提拔起来的，又和那些传统大族并不相合，对于楚国的变革以及楚王的政策还是支持的，算的上是楚王的肱骨。
楚国的士阶层和天下别处一样，其实是有两种士的。
一种是有封地、或者领取俸禄禄足以代其耕的经济属性上的分封建制的士；另一种就是如今天下遍布的游士。
譬如适，就他那个出身，和士这个身份八竿子打不着，但自从加入墨家之后成为了墨子的弟子，那么他就算是广义上的士。
再如后世的苏秦，年轻时候穷的嫂子横眉冷对，佩戴七国相印归乡感叹，当年要是自己有二百亩地一头牛，哪里能混成今天这样的成就呢？
楚国士阶层力量的崛起已经很久，但一直难以和真正的大贵族抗衡，历史上吴起的惨死也印证了这一点。
楚国自从大梁榆关惨败之后的变革，实赖墨家之力颇多，不少墨者接受了组织的命令而在楚国出仕，充当一些基层官吏，担任楚王新军的教官。
这其实算是一种交易。
墨家帮着楚王编练新军、在楚王可以直辖控制的部分土地上担任官吏推行一些变革政策；楚王默许墨家在楚国传播道义、授予墨家一些工商业品的免税权。
墨家又不是忽然出现的，百家学说的传播在诸夏诸国本来也是一种传统，在墨家的各种“极端害天下”的道义出炉之前，哪一个诸侯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学说传播的可怕之处，因而并没有禁止。
再一个就算禁止也管不了，不说别的，就楚国连中央集权、掌控令尹这样的事都做不到，却妄想楚国能够严密地控制基层严禁继承下各种道义的传播和结社，那实在是做梦。
到现在，泗上墨家已经露出了獠牙，而且这獠牙上面丝毫不掩饰沾着的血迹，楚国的统治阶层也开始慌张了。
墨家对楚国的渗透可谓是不遗余力。
靠近泗上、淮水的地方，物质诱惑、救灾救人，俨然承担起第二政府的职责。
远离泗水、但经济发达的南阳地区，开挖铁矿、发展工商、传播学说、听者塞途。
靠近南海的苍梧洞庭，商贸往来，络绎不绝，边境合作，修筑运河。
各种楚国出身的墨者不断地派往家乡活动，在高柳立下赫赫战功的屈将子直接调回了楚国主持楚国墨者的一些工作，以至于一些村社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当年邓析在郑的场景：有问题、有矛盾，不找当地政府，却找墨家在当地的基层组织解决……当然，就楚国的集权程度，也谈不上什么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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