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正是秋收秋种的时节，宋国算是温暖，大可以两年三熟，这些年农业技术的进步基本源于泗上，宋国距离最近，受到的影响也最大。
各色的作物在广袤的田野上枯黄，忙碌的民众无暇去过问过路的孟孙阳等人，孟孙阳看着忙碌众人脸上的喜悦之色，面带笑容。
“先生，这一次我们得以施政，应该做什么呢？”
一名弟子的询问引来了孟孙阳的笑声，一众弟子纷纷聚在孟孙阳身边。
“昔年，我随杨子前往宋国游历，在商丘的时候住进了一家旅店。旅店的老板有两个女人，一个漂亮的我看到都觉得漂亮，另一个丑陋的实在是……嗯，实在是丑陋。”
“可奇怪的是，那个相貌丑陋的，在家中的地位却高；而那个杨子和我都觉得漂亮的，在家中的地位却低。”
“杨子好奇，便问之。店主说，那不是你们的女人，你们觉得漂亮的我却觉得丑陋；你们觉得丑陋的，我却觉得漂亮。我让我认为漂亮的地位高贵；让我认为丑陋的地位卑微，难道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吗？”
“是故样子感叹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
“如贤、如美、如丑，天下万人，便有万种看法。墨家同义兼爱，认为天下有一个普遍适用的道义，有时候墨家的政策，便难免有行自贤之谬。”
“他们以为他们做的是贤事，实际上却未必。譬如海阳运来的蔗糖贵且甜，墨家每人发一个让他们吃，可偏偏有人不喜欢甜，那这算得上是做好事吗？”
“你我当也自省，天下乱，我等当然要行贤事，只是行贤，切莫行为自贤。”
自贤者，做自以为好事的好事。
弟子们一直接受的都是杨朱学派个人主义的教育，并不认同墨家的人是社会的人、人是天下的人、人是一切关系总和的定义，认为人是单独的、个体的、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
看似杨朱学派和墨家不可能共存的道义，却在天下大乱、贵族为蠹的背景下，可以联合在一起，这便是此时的时代。
杨朱学派不是避世的，而是入世的，积极参与天下政治的，个人主义的种种想法有一套整体的体系，而且也不得不面对个人与国、个人与天下的关系，有些更为深奥的道义非是弟子可以理解的。
孟孙阳说完杨朱当年所经历的这个故事，弟子们若有所思，或有人小声问道：“先生以为，墨家在宋国变革土地制度的做法，实际上未必对？有些人固然希望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可有的人却很希望做人家奴并且很高兴；而且他们分掉了贵族的土地也是损害了贵族的利使得贵族不高兴，这似乎也不对……”
这弟子说的这种情况真实存在，人是社会的人，也有整体的阶层利益，但到单独的人，便未必如此。
譬如封地制度下，一些人作为封主的家臣、家奴、圉奴、圃奴，那是相当的开心，甚至于舍不得主人，和主人产生了某种依存之后的亲密。
这样的人，强制他们耕种土地、分给他们土地，他们反倒怨恨，有甚者可能还会想着替被墨家搞死的主人复仇。
如果杨朱学派只是那种无脑的、肤浅的个人主义，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也必然是要反对墨家的：墨家所谓民为神主，万民之意为义，万民之利为利，按照肤浅无脑的个人主义那肯定是要反对的，多数人的利凭什么要压到少数人的利，这是伤害了少数人。
然而杨朱学派并不是。
面对弟子的问题，孟孙阳反问道：“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的前提，是不悉奉天下以养一人。在不能做到不奉天下以养一人的情况下，谈什么不拔一毛以利天下那是可笑的。”
“如果悉奉天下以养一人，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那么这种不合理的利被取走后的不高兴，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呢？”
“当每个人都有毛可拔的时候，才有资格谈不拔一毛天下可治。如今天下虽大，又有几人可谓能拔一毛？”
孟孙阳的师弟子华子称赞道：“然！昔者，杨子言：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
这也算是杨朱学派和墨家的重大分歧之一。
墨子曾经定义过线段和点，他称点为线段之体、线段为点之兼。
墨家的兼爱也好，同义也罢，将人看做一个整体，即为兼人。
杨朱学派则将人，看成是一个又一个单独的个体，称之为体人。
兼与体，并不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争端，而是关于“人的本质”的一种争端。
脱离了社会、脱离了阶层乃至于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的人，到底是不是道义中的人？
墨家经过适的修正后，是将天下看做一个整体，认为天下的运行自有其规律，可称之为天志，也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考虑问题的时候考虑的是人的集合体，考虑的是整个天下的规律。
而杨朱的个人主义，则是用感性去看待人，所谓人格、人欲，将天下视作是无数个个体的人存在的现实，所考虑的一切都是基于单个的人。
而这两种争端，在反封建贵族的时候，其实虽然不可调和，但却是可以合作的。
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会导致贵族制度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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