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民众少缴纳了税，又有了铁器可用，中枢还有了钱可以用作民用生产，当真是岂不美哉。
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的，而进步有时候就是承受了无数苦难后的觉醒，民众此时对于贵族制度是反感的，隐约觉察到了商人的可恶但还没有总结出来专营权的可怕之处，这种论调很有市场。
只是农家极为反对，因为农家本来就是反对商人的，而且他们在泗上学到的东西足以让他们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害民之处。
是故农家表达了反对，并且认为如果不能够得到支持，那么在农家所要管辖的几个乡会正常缴纳军赋，绝对不会售卖专营权给外人。
这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农家认为商人会谋利，虽然看上去民众缴纳的国税少了，但实际上商人求利，不会出于好心，所以实际上最终钱还是农夫出的，甚至于比起正常的税可能更多。
但是农家本身又支持“市贾不二价”，所以农家希望也是垄断经营，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良心”可以在不获利的情况下使得民众得利，就算是售卖也不会从民众身上剥利。
可农家关于整个宋国统一定价的方案，又不可能被别家认可，再加上宋国一些改头换面的旧势力的反对，使得宋国统一政策的方案不可能实施。
折衷之下，农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政策，但他们希望能够从墨家手里借贷一笔款子，从而垄断他们将要执政的几个乡的售卖，用良心来确保市贾不二价，来确保民众不会损失太多的利益。
关于这其中的歪歪绕，适当然是知晓的，实际上宋国那些大商人和改换身份的旧贵族们商量这件事的时候，适就知道。
对于这件事，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也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宋国的革命很不彻底，将来有一天当然是要毁掉专营权这些东西的，但这些东西最好是觉醒了的宋国民众自己来反对，如果真的不行，等到天下大定的时候还没有解决还没有觉醒，那么再由墨家来用暴力收拾。
宋国现在只能算是一个“地区”，算不上一个国，因为在经济上宋国已经基本上是泗上的从属，倾销地和原材料产地。
短期看，民众得到了土地，降低了税赋，减少了贵族的私兵和整体上的军赋，民众的生活水平肯定是有所提升的。
长期看，等到民众们逐渐开智，稍微加以引导，又有外力支持，那么自然会起身反对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但适希望这是民众自己争取自己醒悟的。
毕竟，宋属于天下，宋人是将来天下人的一部分，天下的觉醒和重塑需要的是天下人的觉醒，施舍来的东西总不会长久和珍惜。
泗上处在生产者的位置，本身的利润已经够了，所以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批发价和泗上的利益息息相关，既然大商人和改头换面的旧贵族想要攫取这些利益，他们便要做好将来承受反噬的代价。
墨家不评论此事，那么这件事在墨家的官方解释中既可能是害天下的、也可能是利天下的，有一天需要评论的时候自然会给出一个定义。
适甚至知道，戴琮的家族在其中也有极大的利益，并且希望利用他这个询政院大尹的身份来获得足够的利益，当然他自己不会亲自出面。
一场闹剧式的变革，也必然带来闹剧式的结果。闹剧式的结果，正是墨家此时希望的宋国模样。
至于剩下的几个声明，也都是和宋国“摇身一变”的旧贵族、大商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开办银行，控制货币发行、统一泗上和宋国的货币，这是墨家控制宋国的手段。
开办银行的股本又不是墨家自己出，还有一部分要留给宋国的公族贵族，既然暂时不想直接统治，总得养几条听话的狗，并且给他们点骨头吃。
将来因为商人盘剥民众太过而出了事，那也和墨家无关，反倒是民众会“喜迎王师”，或者自发革命。
这一次宋国闹剧式的变革，总归有点进步，打击了分封建制的贵族，旧的统治阶层完蛋了，新的矛盾还在萌芽和酝酿之中，为时尚早。
顺带着使得宋国更多的人有生产资料可以买得起泗上的手工业品，为泗上每年花费高昂的教育体系贡献了力量。
至于宋国这个乱七八糟的政治格局是否能够通过那些大商人和贵族残余们的法案，暂时就是宋国自己的事了。通不过最好，证明宋国的民众已经足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着眼九州诸夏，这是金钱利益不能衡量的；通过了也无所谓，宋国土地变革的底线不变就可以让泗上攫取更多的财富养更多的士兵和识字人口，将来打将过来解救他们。
适心里很清楚，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仍旧冠以“墨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的名声，只不过若是墨子复生，怕不是要被气的让十三剑诛而杀之。
适对墨子学说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
在整个抽象意义上的利民、平等、尚贤、兼爱等内容上，适天天讲日日讲。
但在整体具体的操作上，很多做法只怕都是墨子不太可能认可的，并且是背道而驰的。
说完了这些关于宋国的事情后，适又鼓吹道：“天下人皆为天帝之臣也，天下诸国皆为九州之土也。”
“非攻、弭兵，乃我墨家数万之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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