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近臣又道：“君上，我为您的臣子，所富所贵，皆出于君上，所以我才为您考虑。”
“驷氏一族不降，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破城，其余六穆之辈必要杀戮他们以复当年政变之仇，他们可不是爱您忠君啊。”
“郑城虽大，嚯嚯数万，可真正为您的利所考量的又有几人呢？”
“庶民之辈，狼子野心，贪婪无厌，民众是养不熟的狼子。”
“您今日答应墨家，守城的时候拆除民众房屋要赔偿，那么明日他们就会索要土地、权力、以及墨家所言的平等、尚贤、制宪之类的一切，哪里会有止境呢？”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庶人不知礼，心中只有利，却无义。不知感恩，不知忠信，他们才是您最大的敌人啊。”
“与魏韩，尚可谈，至少还守礼。与民众，不可谈，泗上众国就是例子！”
“到时候社稷危亡、宗庙倾隳，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啊。”
这些话，正说到了郑君乙的心坎中。
这也正是驷子阳之乱后这么多年，郑国一直没有和墨家这个有非攻、大不侵小之义的组织联系的原因。
正如近臣所言，驷氏一族誓死保卫郑国，是因为爱他忠君吗？
不是，驷氏一族也只是为了本族的利，为了各自的命。
郑君乙不是被杀的繻公的儿子，而是繻公的侄子，本来这个君位也是捡来的，也算是半个傀儡。
当年幽公和韩国作战，被韩人所杀后，驷子阳以复仇为名登上相位，立了幽公的弟弟繻公。
后来驷子阳被杀，繻公随即也被驷子阳的余党所杀，便立了他为郑君。
那一次郑国政变死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家族被屠灭，七穆中其余六穆的力量还很强大，分裂出去，可以说驷氏一族是魏韩最不可能接受投降的一批人，所以他们才死战。
以至于之前有人讨论是不是要开城投降的时候，掌握大权的驷氏一族立刻以“谈降则为国贼，皆可杀”的大义名号，杀死了提议投降的一些人。
郑君乙没参与当年的政变，可最终还是因为弑君之人立起来的，魏韩讨伐的名义中也有这一条，郑君乙是希望抵抗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现在天下已经乱了，墨家加快了天下的混乱程度，原本的统治手段已然不能照例统治下去了。
民众一旦开始觉醒，一旦开始接受索要他们应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泗上的那些诸侯国就是个例子：最终亡了国、亡了社稷、亡了宗庙。
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近在咫尺，郑君乙听近臣这么一说，怎能不紧张？
况于，郑国支撑到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根本没法再守下去了。
墨家虽然在组织弭兵会和非攻盟约，可是附加的条件太过苛刻，要实行各种变革，这是郑君和驷氏都不可能答应的。
按这近臣所言，民众抵抗的越激烈，其实他就越能把郑国卖个好价钱。
抵抗一个月，便可以卖个五十里之君，做个附庸。
抵抗两个月，便可以卖个百里之君，甚至会有一座城邑沿承郑国祭祀。
若是抵抗的更久，这个卖价就越高。
郑国不全是他的，还有一部分是驷氏的，所以若是能够抵抗的更久一些，说不定真的可以卖个高价。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投降魏韩是不可能接受的，反而很可能用他的人头邀买人心，以证大义。
这种心思，二十年前的商丘之变中不会产生。
一则是那时候尚无前鉴，旧的统治者们没有接触过新的“造反”方式，毕竟融合了各种经验的适面对的是连“苍天已死黄天当地”的宗教式起义都没接触过的贵族君臣，更遑论更后世的“耕者有其田”之类的有着简单纲领的起义。
没有经验，便不知道其中的可怕。
二则，就是时势易也。
昔年墨家示弱，需要利用贵族和贵族的矛盾、君主和贵族的矛盾在夹缝中生存，想办法壮大自己，那时候需要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和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以壮大自己。
现如今，墨家拥有泗上，已跻身为天下诸国之强雄，五年前菏泽会盟、禽子去世之后，墨家的獠牙就已经露了出来，反贵族反君主，根本不再如当年弱小的时候借力打力。
这就使得这几年各国诸侯贵族对于墨家的警惕越来越高，但却又无可奈何，除非各国君主贵族能够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否则实在是难以奈何。
时势一变，主次矛盾也变了，君主们尤其是小国的君主们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开始恐惧于民众的力量。
恍然间，郑君又听近臣说了最后一番话，一番让他彻底坚定了卖国之心的话。
“君上，不久前宋国政变，魏楚韩相战三百年，依旧能够为了防墨而会盟。”
“如今您如果借用民众的力量，亲近于墨家，又怎么能够被魏楚韩所容？”
“就算胜了，驷氏岂肯放弃手中的权力？到时候他们便先要对付您。”
“就算胜了，民众的力量崛起，可这里距离泗上太远，却在魏韩楚包夹之中，就算是您一切都顺从墨家的意思，变革制度、制定大宪，可魏楚韩必要除之而后快，郑国夹于魏韩之间，如何抵御？”
“现在魏韩攻打您，不过是为了利益，土地、人口、财富，这还是可以谈的，只要守卫的住，至少可以做个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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